怀念华岗校长

华岗（1903—1972），原名华少峰，字西园，浙江衢州龙游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历任浙江、江苏、顺直（今河北）等省团委书记、团中央宣传部长、中共中央组织局宣传部长等职。曾任《新华日报》总编辑、中共南方局宣传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山东大学教授、校长兼党委书记，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在山东大学工作期间，讲授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讲稿以《辩证唯物论大纲》为名出版，是新中国建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教科书之一。主要著作还有《列宁表述“辩证法十六要素”试释》《规律论》《美学论要》《社会发展史纲》等。

我去过龙游多次，因为它是我研究工作重点之一龙游商帮的策源地，也是我敬仰的华岗校长的故里，所以一提到龙游二字，我心中立刻涌起亲切而炽烈的情感。

60年前，我还是一个小青年，先后在青年团、总工会里当干部。为了实现有实际能力为祖国建设服务的理想，1953年，我毅然离开工作岗位，报考大学，以同等学力（还差一年高中毕业）和调干生身份考入山东大学。当时，我在选择报考志愿时颇费一番心思，之所以选择山大历史系，一是慕名而来，著名历史学家华岗是山大校长；二是青岛环境优美。其实，那时我还没有见过华岗校长。

20世纪50年代，每逢周六下午，山大校园里车水马龙、人潮涌动，这是因为华岗定期给全校师生作《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或政治形势的大报告。校园广播筒里，传出华岗清晰、洪亮的声音。驻青岛的海军长官、山东省市机关的干部都会来聆听华岗的报告。大家聚精会神，一边听、一边记笔记，这成为山大当年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我近距离接触华岗是在1954年初秋，系里要举行一次学术讨论会，我与系学生会干部李同学（忘了名字）一起到龙口路华岗寓所，邀请他莅临指导。他亲切地接待我们，欣然答应出席，并一直送我们到大门口握别，一点也没有校长的架子。我们感到格外亲切，那时还不知道他是我的浙江同乡。

华岗一贯谦虚、平易近人，对学生充满着关爱，视如自己的子弟。每年元旦迎新晚会，他都亲临现场，当新年钟声敲响时，他会发表充满激情的新年祝词。记得1954年，一次学生登崂山活动，他除了事先关照领队者注意安全外，到下午他未见学生归来，就放不下心来，多次询问。他对待教师也很爱护关心，我的业师张维华教授，原是齐鲁大学文学院长兼历史系主任、国学研究所所长，1951年调入山大，1952年“三反”“五反”时，齐鲁大学派人来交涉，借故要将张教授带回齐鲁大学审查，华岗校长严格执行党的政策，不予回应，保护了张先生。

华岗任山大校长期间（1951—1955）正是山大的黄金时期。“山大人”对华岗、成仿吾两位校长非常尊敬和满意，都认为领导有方。他们善于团结知识分子，与副校长、著名生物学家童第周，副校长、著名文学史家陆侃如相处很好，充分发挥专家学者的长处，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把校务办得井然有序。华岗虽为老革命家和学有专长的教授，在哲学、史学诸领域中都有很高造诣，但他虚怀若谷，善于与知识分子和谐相处。在青岛中山公园里，竖立着一座华岗的雕像，一边椅子上是华岗坐像，另一边椅子空着，形象地塑造了华岗虚席以待来者与之平等商讨学术，表现了他的平和宽厚谦逊的品性。

华岗还是一位教育家，他认为办好一所高校的关键是拥有一批高水平的专家教授。他说：“著名的大学主要关键是靠有一批学识深厚的著名教授。”他多方延揽人才，如文学家吕熒、经济学家吴大琨等都是华岗聘请过来的。在他的领导下，当年的山大英才济济、名家辈出，如生物学家童第周（后调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文学家冯沅君、陆侃如、高兰、高亨、萧涤非、殷孟伦，历史学家杨向奎、童书业、张维华、郑鹤声、黄云眉、王仲荦、丁山、赵俪生、陈同燮，还有数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李先正、郭贻诚、束星北、曾呈奎、赫崇本、莫叶、沈汉祥、吴富恒、刘椽、文圣常、方宗熙、曲漱蕙等。全校有一级教授3人，二级教授5人，三级教授21人，在全国高校中居于前驱。

1952年响应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华岗校长重视对学生思考能力和科研能力的培养，学校每年都举行一次学生科学研究讨论会和科研论文评奖活动，他常常亲临学生的科研讨论会。至于全校性的学术讨论会，他非常重视，并及时发表指导性的讲话。因此，全校学术气氛非常浓厚。

1951年5月1日，华岗校长在山大创办了全国高校第一份学报《文史哲》，并亲自担任社长，杨向奎任主编。自创办以来，《文史哲》发表了大量高质量、高水平的论文，推动了学术发展。许多名家都在《文史哲》发表文章，如王亚南、顾颉刚、周谷城、罗尔纲、黄药眠、齐思和等名流，对繁荣新中国学术文化起了一定促进作用。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说：“山东大学创办《文史哲》是开风气之先，继续办下去，一定可以引起全国各大学的重视。”《文史哲》也扶植了一大批学者，如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文史哲》1954年9期），还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为此特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华岗校长还是杰出的理论家、哲学家、史学家。青年时，他就撰著了《1925—1927年中國大革命史》（上海春耕书店出版，1931年），这是一部具有开拓性的现代史学术论著。廖盖隆在该书1981年《重版前言》中说：“从那时以来，半个世纪过去了，华岗同志的这本书到现在仍然是详细论述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历史的唯一著作。”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和平建国”问题，华岗任中共代表团顾问，毛泽东曾当面称赞：“华岗同志，你的《中国大革命史》是一本好书，你为我们党写了一本好书啊！”“《中国大革命史》是一部好书，收集了许多宝贵的材料。”1939—1940年间，他又撰著了《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上海鸡鸣出版社出版，1940年）。这两部革命史书对青年革命教育意义很大，深受读者欢迎。这两本书都是在艰难的岁月中写成的，写作环境和生活条件都很差，加上华岗身受监狱生活摧残，健康欠佳，其精神令人敬佩。40年代，他还撰著了《中国历史的翻案》（上海作家书屋出版，1946年）。我在新中国成立前就读过此书，对我热爱历史科学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1950年前后，他又著述了《鲁迅思想的逻辑发展》《辩证唯物主义论大纲》等。他的一些著作被译为俄、日、朝等国文字出版，在国外引起了很大反响。后来遭受冤案，在监狱最为困厄的日子里，他不失学者本色，在孤灯寒窗下还写出了《规律论》《美学论要》《自然科学发展史略》等六部近百万字的科学论著。华岗以自己的著述传达心声，他曾赋诗曰：“双膝未膑当知足，可酬热血换文章。”

教育家，永远值得人们尊敬。青岛是他的伤心地，两次蒙冤入狱（1932—1937年；1955—1972年）都发生于此。1972年5月17日，华岗病逝，终年69岁。1980年3月28日，党中央为他平反，恢复其党籍。

我们敬爱的华岗校长，“山大人”永远缅怀您！（编辑 叶松）

作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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