祛魅共同富裕(9篇)

篇一：祛魅共同富裕

　　?个时代的哲学精神原标题：?

　　个

　　时

　　代

　　的哲

　　学

　　精

　　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故?新、开放包容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精神，塑造了?个时代，构成改?开放这个时代的哲学精神。在新时代，中国?民将继续?强不息、?我?新，坚定不移全?深化改?，逢?开路，遇?架桥，敢于向顽瘴痼疾开

　　?，勇于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将改?进?到底。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这句话有两层含义：?是哲学是时代精神的总结和概括。马克思认为，?民最珍贵、最精粹、最隐蔽的思想都汇聚在哲学的时代精神中，哲学的时代精神反映了?个时代?民的呼声和社会发展的趋势。?是哲学具有塑造时代精神的作?。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构成?个时代社会的、政治的、国家治理的?动基础，成为社会变?和发展的先导，引领社会的共识、价值观以及民族的国家的?动。今年是我国改?开放40周年，从哲学的维度回顾总结40年并展望未来，将获得宝贵启?。回?40年，可以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故?新、开放包容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精神，塑造了?个时代，构成改?开放这个时代的哲学精神。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在改?开放实践中形成了邓?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社会主义思想，这些思想理论创新，凝聚着哲学精神的精华，不断开辟辩证唯物主义时代精神在中国特?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新境界。历史前提的袪魅与坚守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个睁眼看世界的?。1978年，当中国?再次睁眼看世界的时候，?对的挑战不亚于当年：落后就会被开除球籍。站在世界范围的横坐标上，在?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GDP只有3600多亿元，处于第三世界。因此，解放?产?，发展?产?，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马克思认为，?们?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其他的活动，诸如政治的、科学的、艺术的、宗教的等等活动，物质资料的?产，构成社会发展的基础，构成?类历史的前提。近代以来，驱逐外国侵略者，光复中华、民族独?的任务摆在压倒?切的位置。没有独?，何谈发展。“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产?，发展?产?，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突破?的全国范围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类社会?活最普遍的常识得到回归。新时期由此开始。如果说，改?开放40年?什么观念让中国?受益最?，什么精神植?中国??深处最牢固，什么观念使中国?勇于突破绝对、突破各种束缚和桎梏，那就是解放?产?，发展?产?。40年来，中国社会?临多次风险。1991年苏联及东欧?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多?诺?牌式的坍塌，使?们对改?开放的前途命运，乃?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困惑迷茫；1997年的亚洲?融危机以及2008年全球?融危机，?次次敲响了开放的警钟，全球化的两重性，世界范围的不可测风险，考问着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的战略定?。历史的急流漩涡中，邓?平保持着清醒和坚定，他指出，改?开放政策不变，??年不变，?直要讲到底。1992年10?召开的党的?四?，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的?标是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党的?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问题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把?产?的观点，把经济建设为中?的发展战略，把历史的前提，以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直?党的?九?，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带领?民创造美好?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发展?产?，是改?开放时代13亿多中国?最基本的共识。中国?以40年的时间，坚持历史前提对各种错误思想的祛魅和对各种风险的抵御，保持着对历史前提的执着坚守。辩证发展思想的时代引航《周易》指出，“??之谓易”，是说?命的蓬勃活?在于改变和变换；法家认为，“治世不?道，便国不法古”，是指治世

　　《周易》指出，“??之谓易”，是说?命的蓬勃活?在于改变和变换；法家认为，“治世不?道，便国不法古”，是指治世的法则不是死板的，?个国家要实现富强，必须锐意变法改?。恩格斯曾这样概括辩证哲学的要义：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绝对的?类状态的观念。在它?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前，除了?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境地由低级上升到?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在社会?产?要解放、要发展，?民?活要提?、要富裕的强烈的实践呼唤中，中国?开始了“?刃向内”的?我?命和社会?命。改?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招，不改?就是死路?条。改?就是?故?新，创新是改?最本质的要求。邓?平指出，改?是中国的第?次?命，改?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产?的障碍，建?起充满?机和活?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国的改??先从农村起步，然后是城市，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命的经验，在中国改?的伟?实践舞台上再?次上演。看吧，1984年党的??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1993年党的?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问题的决定》，提出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公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3年党的?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问题的决定》；2013年党的??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深化改?若?重?问题的决定》；2018年党的?九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的决定》，提出要深?推进简政放权，?幅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在中国改?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松懈、不停步，随时倾听实践和?产?的呼声，以强烈的使命意识和?度的?觉精神，不断把改?引向深?，引向全?，引向新的起点上。开放包容，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与?故?新构成?枚硬币的两?。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向世界开放，使中国?进世界，让世界??中国，是中国改?的应有之义。要开放就要包容。今天的全球化把?活于其中的?们?益紧密地结合为?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有共同的命运、共同的利益、共同的价值，同时也有共同的风险、共同的挑战、共同的威胁，如环境污染、?融风险等，共同体的存在与发展，使得各国间的分?与合作、认同与开放成为可能，成为现实。但同时，世界并?铁板?块，各个民族和国家在其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独?的利益、独?的价值诉求、独?的处事准则，要求各国各民族彼此间尊重、体谅和认异，即包容，如果没有包容，如果只能认同?不能认异，就不可能有彼此间的真正平等以及平等的交往与合作。“和合观”“天下观”“义利观”，这些中国?的传统观念，为21世纪中国与世界的融合，与各个国家的合作，与各个民族的?明交流互鉴，铺就坚实的基础。正是在这样?场?碰撞、?交流、?汇合的博?宽?的全球化场域中，中华民族的?明传统实现着向现代的转变和跃迁，可谓千载难逢。40年改?开放的?热社会?活和社会实践，?次??次把辩证发展的时代精神及其所蕴含的?故?新、开放包容的实践理性??举起，?动地诠释了?个古?民族如何在不断的社会?命和?我?命中迸发?机活?、实现梦想的伟?历史活动。倾听新时代哲学精神的召唤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再?次听到了时代精神的呼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百年”奋??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复兴的关键?招。在新时代，中国?民将继续?强不息、?我?新，坚定不移全?深化改?，逢?开路，遇?架桥，敢于向顽瘴痼疾开?，勇于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将改?进?到底。坚持发展?产?不动摇。经过40年?发展，我国经济总量跃升?世界第?位。?产?的?发展，带来的是?民?活?平的?提?，带来的是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飞跃，带来的是中国社会主要?盾发?历史性变化。社会主要?盾的新变化，作为既往?产?发展的结果，同时构成新时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新前提。这个新前提，决定了解决社会主要?盾的?向、重点、途径、?式、体制、机制等将发?新的变化，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已成为今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这个新前提决定了经济体制的改?是全?深化改?的重点，经济体制改?的核?问题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这个新前提决定了进

　　经济体制改?的核?问题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这个新前提决定了进?供给侧结构性改?，调结构、转?式、换动能，使经济增长转向?质量发展迫在眉睫；这个新前提决定了科技创新、?才兴国的特殊重要性，40年改?成功?个重要的经验，就是从乡村到城市，从体制内到体制外，?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泛发?作?，为此必须构建新的改?动?机制，调动?切积极因素，向?才要活?，向科学技术要动?，向创新要前途。总之，必须凝神聚?，在新的时代、新的前提?前，为完成新的任务，咬定青?不放松，坚如磐?不动摇。全?深化改?不松懈。?是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者，就要统筹推进各领域改?，就需要有管总的?标，也要回答推进各领域改?最终是为了什么，要取得什么样的整体效果这个问题。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治理国家的制度，是?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各制度之间相互连接、相互?成，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化体制、社会体制、?态体制等，构成整个治理体系的不同侧?或不同组成部分，如果迁就于体系的某个侧?或某个部分?长期停滞，相互牵制的问题就会发酵、扩?，改?的总体效果就会?打折扣；如果只关注各领域内部的“问题”，?忽略各领域改?之间衔接、交叉、纠缠、掣肘的部分和问题，改?难题就?法真正突破。?是深化。深化改?，既要针对当前问题，??于啃“硬?头”，解决急、重、险、难、事关?民群众切?利益的问题，同时更要对标全?深化改?的总?标，看是否完善和发展中国特?社会主义制度，是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现代化。如果有些改?、有些政策，只顾?时?忽视长远，针对?事却违背了基本规律，就会离改?总?标渐?渐远。?类社会的进化同?物进化有相似之处，遵循着?定的法则。适应与僵硬、专业与粗放、?主与从属、凝聚与松散，是考量国家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不断增强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加强国家治理体系的专业性设计和专业能?提升，培育并发挥制度?治、?主及?觉的功能作?，凝聚并服从于制度的使命与责任，不断推进新制度的发展完善，唯有深化改?。坚定道路不折腾。改?开放40年，是中华民族团结奋?的40年，是坚定道路不折腾的40年。40年?，?论是来?外部的挑战，还是内部的风险，都未能从根本上颠覆我们的战略意志和战略道路，都未能阻?中国?改?开放前进的脚步，却进?步坚定了全民族的道路?信、理论?信、制度?信和?化?信。坚定?信，???要沉着冷静，泰?压顶不弯腰；另???要善于发现问题、破解?盾，勇于?我?命。前进的道路不会?帆风顺，当前世界格局多极化?强，全球治理秩序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加?。在?个变迁的世界中，要保持?中国特?社会主义道路的定?，我们要注意防范路径依赖，努?去拥抱新时代的新曙光。中国特?社会主义道路是不断从现代科技创新中汲取新动?新因素的道路，是引领中华民族激发创造动?、迸发创造活?的道路。逆???，不进则退。在实现“两个?百年”奋??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复兴的征程上，我们要坚定道路不折腾。（作者系原中央党校副校长）

篇二：祛魅共同富裕

　　现代中国发展的逻辑，困境和解决方法及相关思考

　　班级：

　　姓名：

　　学号：

　　一、现代中国发展的逻辑

　　现代性是个“简单却又无比令人困惑的问题”。对于现代性的概念和性质，不同学者有不同看法。譬如，波德莱尔把现代性描述为一种转瞬即逝的时间意识，鲍曼认为现代性是一种模棱两可的心理体验，吉登斯则认为现代性是一种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利奥塔更是把现代性当做一种宏大叙事，等等。学者们对现代性的不同描述表明，现代性其实是一个复数概念，它“指涉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文化的转型”。概要地说，现代性表现为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两个层面，只强调现代性的某一个层面显然不能完整地理解现代性，这是我们对现代性问题的一个基本认定。

　　对于现代性的缘起，正如吉登斯所言，“现代性的出现首先是一种现代经济秩序，即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创立。”这就意味着，现代性的生成基础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更确切地说，不论是社会结构层面的现代性，还是文化心理层面的现代性，都是资本逻辑推动下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然，现代性的演变和发展，又有自身的独立性。现代性的逻辑不仅受资本逻辑的支配，还受某一社会的文化、观念、心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是现代性呈现出流动性和多维性特征的重要依据。

　　从历史上看，现代性虽然起源于西欧，但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现代性已经成为一切民族和国家不可避免的历史境遇。值得一提的是，“现代性概念的一个不可回避的方面是现代化问题”。进一步说，“现代化是动态性的‘因’，现代性则呈现为静态性的‘果’”。当广大发展中国家把经济发展当作完成现代化的根本任务时，现代性作为现代化的产物就已经内在地贯穿于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之中。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但是工业化本身并不等同于现代化。现代化是一个蕴含经济、政治、社会以及人的现代化等在内的丰富实体。一旦在理论上强调片面的经济发展观，在实践上把现代工业的进步和经济的增长当作现代化的最高目的，现代性就会异化为一种物化的现代性。

　　现代性与现代化千丝万缕的联系，使现代性既是现代化发展的“过程”，又是现代化发展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问题的实质就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问题，现代性的困境也就是发展的困境。这里的发展，当然不单是指经济的发展，还包括政治、文化、社会以及人自身的发展。现代性问题的实质是发展问题，是因为现代性归根结底是一定历史时期内某一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在各自发展中相互交织的结果；而现代性的困境恰恰就隐藏在发展的困境背后，并外在地表现为经济的、文化的、环境的、社会以及人自身的发展悖论。如果我们联系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现

　　代化建设中遭遇的发展困境，那么，现代性问题与发展问题之间的内在关联便有了某种特殊的指证意义。

　　二、中国现代性的三重困境

　　现代性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确立已经成为事实。另一个事实是，人们在享受现代性的成果时，现代性所蕴含的启蒙与野蛮、生存与毁灭的现实悖论也“将我们所有的人都倒进了一个不断崩溃与更新、斗争与冲突、模棱两可与痛苦的大漩涡”。乌尔里希·贝克与吉登斯用“第二次现代性”表达了对现代性困境的自觉反省，而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更是通过对现代性的解构和重写来宣布经典现代性的寿终正寝。总之，矛盾重重的现代性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在此背景下认真反思中国本土的现代性问题，就显得十分必要。

　　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原本“不在场”的现代性困境逐渐转变为“在场”，并呈现出了二律背反式的悖论。一方面，中国必须努力发展经济，“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夺必需品的斗争，全部腐朽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没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物质财富的巨大丰富，就根本谈不上中国的现代性；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在一段历史时期内过于强调经济的增长，而忽视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发展，又使中国的现代性充满了矛盾与分裂。但是，我们又必须努力完成“现代性方案”，因为在当代中国，“现代性依旧是现代主体和现代社会根深蒂固的、安身立命的内在支撑”。

　　正是这种理性与价值、发展与代价、和谐与冲突的内在悖论，使中国的现代性陷入了难以回避的三重困境。

　　1.社会的现代性困境。“现代性总是涉及到风险观念”，现代性的后果之一就是社会风险。长期以来，我们虽然注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却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人民内部利益矛盾的摩擦和冲突，忽视了对一些社会矛盾的妥善处理，结果却使中国陷入了异常复杂的社会风险之中，并导致了政府的治理危机。近些年来，一些影响恶劣的社会风险愈演愈烈，并在总体上呈现出了如下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传统的社会风险日益严重，难以化解。所谓传统的社会风险，就是指改革开放后积累已久却始终没有得以化解的社会风险。诸如人民深恶痛绝的贫富两极分化、官员腐败、干群冲突以及各种食品安全问题等，这些传统的社会风险久难治理，反而呈现出日益扩大化的严重趋势。二是新的突发性社会风险层出不穷，难以预测。从多起反野蛮拆迁的自焚事件，到各种矿难事故频频发生，从幼儿园与小学生安全事件，到近期“富士康”企业员工的连续“十三跳”，这些重大的群体性事件无一不表明中国在官民矛盾、恐怖袭击和劳资冲突等新的社会风险上比改革开放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剧烈化更加普遍化了”。令人忧虑的是，传统的社会风险与新的突发性社会风险相互缠绕，形成了一个混乱的“风险场”———这无疑加大了中国社会风险的治

　　理难度。一旦这些社会风险得不到及时而有效的治理，并且越积越深，就极可能造成社会矛盾的激化和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矛盾的尖锐冲突，并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

　　2.环境的现代性困境。“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人类繁衍和生存发展的绝对前提。没有自然界的馈赠，也就无所谓人的存在与未来。然而，现代社会却以发展经济为由，借助强大的科技力量，通过不断地索取自然资源、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平衡，使自然界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人为破坏，同时也使那种古老的“天人合一”境界成了现代人遥不可及的诗意想象。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长久以来，那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使中国的生态环境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也使恩格斯“自然界对人类报复”的惊人预言在中国得到验证。2010年年初，中国西南地

　　区百年难遇的严重干旱，同年3月份北方提前而至并席卷全国21个省区的几次强烈的沙尘暴，以及人们开始普遍惊呼的“菜比肉贵”，皆与一些地区为了经济效益而盲目地滥伐、滥牧、滥用水资源和滥占耕地有莫大关联。总之，盲目追求经济发展所造成的自然界对我们的一系列报复，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不能承受之重”。这也预示着，中国要摆脱环境的现代性困境，就必须彻底转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3．人的现代性困境。马克思认为，与发达商品经济相对应的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在此阶段，普遍的商品交换使人摆脱了前现代的“对人的依赖”状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和践行，既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革命”，又不啻为一场影响深远的“人学革命”。但是，市场经济对人的发展影响毕竟是双重的，一方面，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使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经典现代性观念日益深入人心，独立自主、敢于创新、锐意进取的现代性精神也被当代中国社会广泛接受。但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的人际关系都纳入强调自我利益，自我优先权的模式”，而市场经济所造成的经济繁荣，又使人们陷入对物质需求和感官享乐的极度依赖，把人置身于物的奴役之中，使物化成为“每一个人所面临的必然的、直接的现实性”，人成了无可奈何的“经济人”、“功利人”。再者，当代中国在经济层面始终未能摆脱政府权力过度地介入资源配置的状态，这就使中国的市场经济具有强烈的权贵型、投机性色彩。在此背景下，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所崇尚的仁爱、友善、诚信等价值观念皆在伦理世俗化的“祛魅”中成了不合时宜的“迂腐道德”，成了一些正直善良的人们内心向往却难以兑现的“处事原则”，除了那些无私而宝贵的情感牵绊下的人际关系之外，人们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益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社会关系的普遍物化，造成人与人关系的普遍疏离，而那些沉醉于灯红酒绿的物质享乐中的人则在精神家园的迷途之中成了海德格尔笔下“无家可归的人”。于是，“个人的无意义感，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受，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这些就是当代中国在个体心灵层面正在遭遇的现代性困境。

　　三、解决方法

　　走出中国现代性困境的必由之路如果说现代性的三重困境已经迫使人们反思中国现代性的重建问题，那么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古老的文化传统，则注定让中国的这一现代性重建之路充满坎坷、艰辛。原因在于，正在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中国，前现代性的那种“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尚未被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完全斩断，“官本位”、“人情大于法治”等传统的价值取向，至今仍阻碍着中国社会的根本转型；追求现代性的历史任务没有完成，但现代性发展中出现的种种弊端却显露无疑；现代性的根基尚未牢固地扎根于现实的土壤，而后现代所蕴含的拒绝崇高、玩世不恭、游戏人生等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却不是减轻而是加剧了人的现代性困境??

　　总之，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在具体的时空中纵横交错，使当代中国的现代性状况显得更加扑朔迷离而难以把握。但即便如此，我们也要洞穿迷雾重重遮蔽下的中国现代性问题，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实践意志去重建中国的现代性。

　　所谓重建现代性，在当代中国语境下，就是要建构一种既能享受现代性的成果，又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现代性的代价，并且符合中国国情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在实践上既不同于西方的经典现代性，也有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性模式，但是它又能海纳百川，汲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现代性成果和建设经验。因此，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中国所要重建的现代性的基本要求，应该是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统一，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时代性和开放性的统一。

　　根据这些基本要求，笔者认为，当代中国现代性的重建至少应该包括这样三个基本要素：科学发展、中国特色和和谐社会。

　　第一，“科学发展”是重建中国现代性的基本准则。传统发展观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注重片面的经济增长，把经济的发展当做医治一切社会矛盾的“灵丹妙药”；二是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把原本具有“优先地位”的自然界当作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任意掳掠的“他者”，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紧张对立的关系。正是在传统发展观的影响下，现代性陷入了种种困境之中。科学发展观摒弃了难以为继的传统发展理念，为中国现代性的重建开辟了广阔空间。

　　坚持以人为本，是消除人的现代性困境的根本出路。“以人为本”中的“人”，是现实的人，现实的人既有物质需求又有精神追求，故此，坚持以人为本，要求我们既要努力改善民生，尽早实现共同富裕，又要在精神上主动关心人，给人以深沉的人文关怀，让全民都能过上温家宝总理所说的“幸福而有尊

　　严的生活”。就当前而言，党和政府要特别关注和扭转一些地区在以

　　GDP指标为指挥棒的短期政绩冲动下，默许资方对劳动者权益的各种显性的或隐性的侵害，使企业真正地把劳动者当作“人”，而不是作为廉价劳动力的商品来对待。

　　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消除环境的现代性困境的基本要求。科学发展观既强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建设，又坚持转变生产和消费方式，走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低碳经济发展道路，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

　　坚持统筹兼顾，是摆脱社会的现代性困境的根本方法。通过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利益，妥当地处理好城乡二元对立、贫富两极分化、劳资纠纷等当前突出的社会矛盾，协调好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维护整个社会的良好秩序。

　　第二，“中国特色”是重建中国现代性的民族场域。现代性并不等同于西方化，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是多元的———这一点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同。艾森斯塔特认为，“多元现代性最重要的意义之一是，现代性与西方化是不相同的；西方式的现代性不是唯一‘真实的’现代性，尽管他们喜欢标榜是历史先驱并继续为他者提供一个基本的参考点”。

　　正因如此，“现代性的历史应当看成是多种多样的现代性文化方案和多种多样的具有独特品质的制度模式不断发展和形成、建构和重新建构的过程。”与西方经典现代性相对照，“中国特色”现代性的提出主要是基于以下三点考虑。一是中国具有异于西方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政治理念，要求中国在社会结构上不能照搬西方经典的现代性模式，而应该开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发展模式。二是中国具有异于西方的文化传统、思维习惯、国民信仰和社会理想，决定中国在文化心理上不能也不必全盘接受西方具有理性主义传统的现代性，而应该兼容并蓄，塑造出一种能融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为一体的新现代性。三是改革开放后中国遭遇了与西方相类似的现代性问题，要求中国既要吸取西方现代性的经济教训，又要独辟蹊径地开创出符合时代发展潮流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总之，“中国特色”现代性的提出，不仅坚持了中国现代性重建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的基本前提，而且彰显了中国超越西方现代性模式的理论自觉和民族信念。

　　第三，“和谐社会”是重建中国现代性的价值目标。面对西方现代性的现实悖论，乌尔里希·贝克指出，“我们是见证人———作为主体和客体———是发生于现代性内部的一种断裂的的见证人。现代性正从古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脱颖而出，正在形成一种崭新的形式———（工业的）‘风险社会’。”“作为一种社会理论和文化诊断，风险社会的概念是指现代性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工业化社会道路上所产生的威胁开始占主导地位。”风险社会理论作为对现代性症候的深刻反思，无疑为我们审视当代中

　　国的现代性状况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当前，中国正处于严峻的矛盾凸显期，来自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诸多领域的风险层出不穷，交织并存，对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构成了巨大威胁。当社会风险成为中国最现实的现代性困境时，与“风险社会”相对应的“和谐社会”的提出，无疑为我们超越风险社会和重建中国现代性明确了理论导向和价值目标。当然，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采取有效的措施使其由可能转变为现实。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风险现状来看，和谐社会的构建应该重点解决两大社会问题，一是社会主义民生问题。所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生问题事关人民的切身利益，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具体说来，就是要努力解决好当前人民最关心的贫富差距、房价调控、医疗改革、教育公平、社会保障等热点民生问题，并实现邓小平提出的“先富带动后富”，让“先富者”通过承担更多的改革成本，让利于“后富者”和“未富者”，使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问题。近年来，我国突发性群体性事件频繁爆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缓慢。一方面，许多政府官员的权力行使得不到有效监督和制约，官员的“事后寻租”（即利用各种政策空隙寻找租金）尚未得以根治，官员的“事前寻租活动”（即人为地影响政策的制定来谋利）的腐败现象却日渐兴起。另一方面，人民群众的各种意愿除了诉诸互联网和个别媒体，尚缺乏直接的畅通的表达渠道，而一些地方政府又无视百姓疾苦，忽视群众正当的上访、举报等合法的民意表达，致使人民群众的许多合理利益诉求得不到有效解决。其结果是，官员的腐败现象治标不治本，人民群众表达心声的民主权利又难以得到尊重和保障，从而导致官民之间缺乏互信，官民矛盾越积越深，一触即发。从根源上看，预防和治理风险环生的突发性群体事件，离不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只有在高度的民主政治下，扩大人民群众民主的有序的政治参与，维护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和对政府的监督权利，才能规范政府行为，转变政府执政方式，重塑政府与民众以互信为基础的良性互动关系，最终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诚如马克思所言，“要消灭私有制财产的思想，有共产主义思想就完全够了。而要消灭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当代中国现代性的重建不仅需要理论上的探讨，更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现实的实践活动。尽管当代中国的现代性重建还任重道远，但只要有一砖一瓦的现实修筑，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大厦就不会仅仅存在于虚无缥缈的彼岸，而是会耸立于现实大地的此岸。

篇三：祛魅共同富裕

　　公共行政从“价值中立”到“价值之争”的困惑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处于社会转型的特定时代背景下,公共行政实践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公共行政价值研究不仅成为政府社会治理必须面对的一个关键课题,而且俨然已成为当代中国行政伦理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公共行政价值的研究开始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自2003年4月首届行政哲学研讨会召开以来,至今已举办七届.对行政价值的研究与思考成为该研讨会的重点之一.国内学者对行政价值展开了多维度研究,但总的来说,较之国外公共行政价值的研究,中国有关行政价值的研究成果数量不多,并存在不少问题.例如,有些学者把行政价值等同于行政价值观,甚至等同于行政文化;有的对于行政价值的论证只是流于形式,而缺乏对行政价值基础的深层次思考,更谈不上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了.这都为我们系统地界定和分析行政价值留下了广阔的思考空间,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对公共行政存在与运作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进行价值审视与追问显得十分必要.研究公共行政的正义,就是运用伦理学的研究视角与方法,遵循公共行政产生与发展的逻辑,从公共行政得以产生的权力基础出发,寻找其价值发生的根源,解决行政价值多元性导致的不同价值导向问题.我们知道伦理学是一门哲学理论科学,"伦理学研究社会道德现象不能停留在简单的道德事实的记录和单纯的描述上,而是要深入到道德现象内部去揭示其本质和发展规律"[1]9.因此,研究公共行政的价值问题,就要合理地运用伦理学的方法,紧紧围绕公共行政产生和发展的客观基础而展开,通过揭示公共权力的本质特征和内在矛盾,抽象出公共行政中正义的一般概念.

　　在此基础上运用伦理分析的工具进一步阐发正义的多元伦理维度.在伦理学的话语体系中,对公共行政的伦理学阐释不能脱离开公共行政的实践本身,在公共行政的现实中正义的客观存在本身就是多重维度的,只有采用不同的伦理视角去关照,才能够客观地反映其实际存在,才能避免研究方法上的偏执并保持理论构建的完备性.

　　一、公共行政从"价值中立"到"价值之争"的困惑

　　在公共行政百余年的演进历程中,公共行政的价值问题一直是阻碍我们进入更深层次的公共行政理论构建的巨大藩篱.在开创行政学之初,威尔逊就曾指出,在许多政府机构的管理中,公平比效率更重要.然而,为了迎合解决政治上的党派竞争问题与推进行政体系中文官制度改革的现实需要,威尔逊不得不以"政治-行政"二分法为理论基础,去建构公共行政"独立的技术性"领域.与威尔逊同时代的马克斯·韦伯对官僚制的研究以及20世纪初泰勒对科学管理原理和方法的创设,为威尔逊实现对公共行政的科学化、技术化管理提供了具体的组织安排和管理模式.在现实需要、组织保障和管理方式的共同合力下,公共行政暂且放下了公平,而以效率作为其核心价值理念.在传统公共行政的视域内,效率成了公共行政最基本的"善".这种效率之上的行政模式以祛除行政人员的独立自主人格,强调制度而忽视道德之于公共行政的现实作用,摒弃公平、正义等其他价值的"祛魅"思想妄图构建起具有独立性的、技术化的、科学的事务性领域.然而,事与愿违的是,不同价值之间的冲突并没有因此而沉寂,反而越发凸显出来.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末到20世纪70年代初,以美国为代表的西

　　方国家连续发生了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人们把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都归结到这种效率至上的公共行政模式上.

　　新公共行政理论便是在对传统行政价值观的反思与批判中,在要求行政改革以使公共行政更加"合法化"的呼声中诞生的.弗雷德里克森(H.GeorgeFrederickson)作为新公共行政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于1968年首次将"社会公平"(socialequi-ty)的价值引入公共行政,并将公平作为效率与经济之外的公共行政的第三个理论支柱.新公共行政学认为,"实现以较少投入换取较大产出即经济和效率目标固然是公共行政的价值追求和目标之一,但绝不是其核心价值,更不是唯一的价值准则和终极目标.传统的行政机关在执行立法和提出计划时常以牺牲社会平等来强调效率和节约,与其说它照顾一般利益,倒不如说它照顾特殊利益,它以献身于争取公众福利和民众的面貌出现,但实际上却反其道而行之.而新公共行政学则强调,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在于社会公平,在于促进公民社会所拥有的、以社会公平为核心的基本价值"[2]258-259.新公共行政理论对西方公共行政实践的价值取向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如何在坚持公平的前提下兼顾效率,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却都是一个难题.因此,寻找解决传统公共行政及其官僚体制的弊端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息.

　　正当人们就传统公共行政及其官僚制弊端问题争论不休时,新公共管理理论大胆地从管理学的角度,批判传统公共行政及其组织方式,推崇私营机构的管理技术,总结公共管理在地方实践中所取得的成效,将分权、放松管制、委托等管理方式作为医治公共管理机制僵化痼疾的一剂良药."让管理者来管理",只有将私营管理的良好模式引入到公共管理的实践中,才能使公共管理走向"善"的归宿.这种"善"超出了传统公共行政"效率"价值的追求,而扩展为经济、效率和效能(即"3E"),并借此来全面衡量公共管理主体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和顾客满意程度.虽然新公共管理理论也强调诸如责任、回应性、公民参与等价值目标,然而不论从其行动方案还是实际操作中,都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些价值只不过是"3E"核心价值的附属品.也正因为如此,新公共管理理论所期望推行的公共行政范式,在为欧美各国政府的改革实践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也遭到了来自各方的质疑.一些学者不仅对作为这一理论精髓的企业家政府理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也对新公共管理理论所倡导的价值观提出了异议,认为这一理论"很可能会损害诸如公平、正义、代表制和参与等民主和宪政价值"[3]394.以登哈特为代表的新公共服务理论便是针对"新公共管理理论"所主张的公共行政的自由化和市场化,尤其是在对其中企业家政府理论的批判中建立的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服务承继新公共行政的民主价值,将公共利益作为其核心价值.

　　基于公民权、民主和公共利益等价值理念,主张通过广泛的对话和公民参与来追求共同的价值观和公共利益,在一个多层次、复杂的民主体系中,公共行政必须以与此相应的职责、伦理和责任的方式来为公民服务,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虽然在对行政价值的概念理解、研究角度与方法等方面还未达成共识,但新公共服务理论适应现代公共行政的伦理要求,凸显公共精神,追求公共利益,体现为一种以伦理价值为轴心的管理模式.

　　面对公共行政的价值问题,尤其是公平与效率关系的问题,我国政府也经历了一个较长期的探索历程.新中国建国之初,为了尽快实现"赶超"目标,盲目追求效率;"文革"时期,又出现了对公正的绝对崇拜;改革开放之后,党的十四大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方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党的十六大又重新对公平的问题作出反思,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理念.因此,对于世界各国的政府来说,公共行政的价值问题都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必须正视它和解决它.然而,长期以来理论探讨上的不足和实践中"矫枉过正"的弊端,使得我们在公共行政价值的问题上很难取得突破性进展.与其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左右为难,不妨走出公平与效率本身,转而专注于行政价值的研究,或许在那里能够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对公共行政中正义的研究正是怀着这样的理想而展开的.

　　二、探寻统领公平、效率等价值的"合题"

　　公共行政的产生和有效运作的客观基础和逻辑起点是公共权力,本质上,公共行政的过程就是公共权力在公共行政中的运行过程.公共权力原本不是目的价值,而是手段价值,它可以用于和服务于不同的目的.但人类的社会历史证明,权力虽然是一种工具性价值,但与其他工具性价值不同,它不仅是一种最有力、最有效的工具价值,而且必然蕴涵着对正义的价值追求、具有显着的目的价值意蕴.对政治权力的占有和行使以及它所提供的政治秩序是否正当的根本性追问,所针对的就是政治正义问题.公共行政的目的就在于以公共权力这种权威的方式实现正义,并且正义的要求应在一个国家政府公共行政的具体运行中得到广泛的实现.因此,为社会提供公共利益、促进社会和谐有序的公共行政必须关注正义价值,并以公共权力的内在特征作为正义价值的本源.公共权力决定了公共行政的正义价值取向,换言之,正义的界定必然与公共权力的内在特征相联系,是公共权力内在特征的外在表现,是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充分体现,是对公共权力公共性的张扬和私人性的抑制,公共权力服务于公共利益、指向共同的善即正义的外在表现.如果公共行政不能体现公共权力的这种内在价值,公共行政便会失去其正义性,公共权力也将不复存在.

　　从本质上来说,政府根据公共意志维护公共利益而展开的一切活动都应当属于公共行政的范畴,因此,行政行为的最主要特征就应当体现在其公共性上,其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利益,并以此来约束、引导各行政主体的行为方式.换言之,公共行政中的一切活动都以增进公共利益为目标,并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约束条件,通过规范化、秩序化、道德化的行政行为来为社会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虽然公共行政因其所处时代和地域的差别表现出不同的社会价值与功能,但事实上,不论是其管理活动、行为主体还是工具手段,都蕴涵了对公共利益的价值追求,都围绕着其公共利益价值认同和追求而展开.这主要体现在:第一,公共行政是以实现特定价值为目标的职能活动.第二,公共行政主体及其行为的道德选择是建立

　　和实现公共行政价值目标的先决条件.第三,公共行政的手段---公共权力是体现公共意志、实现公共行政价值目标的保障.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见,一方面公共行政的理论或范式与特定时代的社会现实紧密相联,另一方面,作为政府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活动,无论是哪种理论或范式的指导下,公共行政都是一定时代伦理精神的体现.因此,十分必要就公共行政及其价值问题展开更为细致的研究和审视.伴随着公共行政学理论,尤其是新公共行政和新公共服务理论,对行政价值的探讨,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价值学科---行政伦理学的产生,就是对公共行政伦理性进行研究这一要求的回应.价值是一个组织的黏合剂,只有基于共同的价值认同,组织才能建立、维系并有效地发挥作用.然而,行政伦理学总体上较为关注行政实践问题,而缺乏对行政伦理的基础理论的思考,尤其是对公共行政价值的研究显得尤为缺乏.即使是一些学者对行政价值开展了一些研究,这些研究也往往只是基于各自不同的研究立场,尚未形成完整、统一的行政价值体系,比如,有些学者更加关注行政主体的伦理自主性,而缺乏对行政自身价值内涵的挖掘.正如

　　H.C.Triandis所论述的那样,价值可以帮助行政官员在理解的过程中做出选择,价值可以影响行政官员对某一事件结局的解释,价值可以为行政官员在选定目标时提供一般性的指导原则.换言之,公共行政价值的作用在于行政官员对公共行政目标的理解、解释和行为,并主要表现为对行政主体决策行为的影响和指导.然而,公共行政价值不仅应该体现为对行政主体的决策指导,对公共行政自身存在和运行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审视与思考,还应该存在一个基于公共行政价值客体本身、超越任何具体公共行政理论与范式而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概念,那就是作为公共行政首要的、核心的价值的正义.哈贝马斯指出:"规范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必须要做;价值告诉我们的则是,什么值得去做.获得承认的规范,对每一个接受者都具有同等约束力,没有什么例外可言.而价值表达则是善的优先性,也就是说,这些善值得一定的集体去追求."[4]66正义包容了现代民主社会自由、平等的价值追求,蕴涵着公共行政本身所具有的对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同时也是行政人员德性的体现.正义无论对于公共行政的合理性、合法性还是对于公共行政的工具性都具有基础性的作用,从而直接影响着公共行政的建立和有效运行,所以正义是值得行政组织及其成员去追求的.葛德文在《政治正义论》中也强调,只有当理性和道德的原则在社会管理制度中占统治地位时,这个社会才能称作健康的社会,才能有政治上的公正.因此,只有坚持公共行政的正义价值,才能更好地促进政府行政职能的履行,也才能更好地实现整个社会的有效运作.

　　公共行政价值困惑的纠缠,使我们无法超越"不得不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做出选择"的困境,正义恰好可以作为统合这两个价值取向的一个"合题",换言之,在公共行政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中,应把握好正义价值,并在此价值取向的引导下,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依据,实现社会公平和行政效率的双重要求.一方面,正义必然包含着效率实现的空间,因为正义能够激发普遍的实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动机,一个追寻正义的社会,是充满活力的社会.

　　每一个社会成员或绝大多数成员对于社会价值都有一个基本判断,这种判断是以正义开始的,并以正义结束的.公共行政是这种价值取向的体现者和保护者,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开展行政管理活动时,要注意既要体现保护全体社会成员利益并使之普遍受益的普惠性,还要避免被某些利益集团操纵的程序或结果的非正义性.另一方面,正义同样包含着社会公平的内容.现代公共行政发展出了一种要求行政人员平等地对待行政活动客体的公共精神,这种公共精神的实现取决于行政人员的主观裁量,对于怀揣着正义价值的行政人员而言,凭借自身的道德自觉做出符合社会公平和公共利益需求的行政行为选择就不是什么难事了.

　　体现正义的公共权力,无论其产生的初衷如何,"其基本目的在于调整或维持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秩序,是为了社会的共同需要而存在的,并承担着整合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的社会职能".

　　"正义自始至终是政府的根本属性和政府发展的基本逻辑"[5]77.因此,政府既要从整体层面上为正义的实现提供条件,又要在行政人员的层面上呼唤一种体现社会正义的公共精神.按照这个思路,我们将走出公平与效率价值二选一的困境,并在追寻正义价值的努力中,实现公共行政价值冲突或矛盾的妥善解决.这也正是我们研究正义所要表达的一个中心思想.

　　三、以政治伦理三维度解析公共行政中的"正义"

　　正义价值作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有效性和公共性在公共行政领域的体现,以及它的多元性特征,决定了它不仅可以作为公共行政的首要的、核心的价值,更是对公共行政诸如公平、效率、民主等多元价值的一种统一和平衡.正义作为公共行政首要的、核心价值,既体现了民主社会自由、平等的价值追求,也蕴涵着公共行政本身所具有的对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同时也是行政人员德性的体现.以下即从所谓的义务论、目的论和德性论的三重伦理维度来研究公共行政中的正义.

　　第一,基于正义的责任的正义.就权力与责任的关系而言,政府的公共权力源自公众权利的一种让渡,并形成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实质上这就是一种权责关系.在现代民主政治中,这种权责关系要求拥有并行使公共权力的政府应当是负责任的政府,权力主体即为责任主体,基于公共权力的政府行政行为就应当是负责任的行为.因此,所谓的"正义的责任"意指只有行政人员将"尽职履行责任"作为一切行政行为的基本判断和标准,这种责任才是正义的,才是正义价值的现实体现.正义的责任至少在三个方面体现出它的本质特征:一是它将有效地防止和限制官僚机构中扩大使用自由裁量权的现象;二是它能够在保持宪政制度合法性的前提下,促进行政人员主动承当起与其行政行为相一致的个人责任;三是它为政府机构及其行政人员积极回应公众的需求和期待提供内在动力.

　　第二,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的的正义.政府是一国公共事务管理的专业机构,它所开展的公共行政活动在实质上是运用法律赋予的公共权力,维护和促进公共利益的过程.在公共行

　　政过程中,政府要根据社会的多元利益需求,进行公共政策分析,行使公共权力,实现公共利益.在此意义上,政府的行政活动具有典型的目的指向,即关注公共行政的结果,有效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正义是工具与目的相统一的公共行政价值取向,正义的实现是以公共利益的实现为基本诉求的.按照功利主义的观点,正义相对于其他价值具有优先性,它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然而,单纯地追求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却未必体现为正义,只有正义才是衡量一切行政行为的最终标准.政府机构及其行政人员在追求公共利益时,如不坚持以正义为导向,则会出现公共利益的供给不足或被严重扭曲的结果.因此,在利益冲突中,能否摆脱不同利益诉求的困扰,就在于能否始终坚持用正义之目的---追求社会公共利益作为检验行政决策和行政行为的标准.

　　第三,作为行政人员德性体现的正义.在公共行政领域,正义作为行政人员最主要的美德也得到越来越多的行政伦理学者和行政管理实践者的认同和肯定.对于行政人员而言,正义这种美德是一种可获得性品质,也就是说,它是可以通过后天的教育学习以及在行政人员的实践与反思中获得的.在探讨行政人员的这种正义德性,强调行政人员美德的同时,我们需要充分考虑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行政人员的自由裁量权问题.制度性规范给予行政人员的是一些宽泛的指导,在具体的行政活动中,需要行政人员根据行政活动的实际将其具体化,正如洛克所预见的,"有许多事情非法律所能规定,这些事情必须交由握有执行权的人自由裁量,由他们根据公众福利和利益的要求来处理"[6]99.既要鼓励行政的能够自主地、灵活地以正义为原则自行判断行为的条件和行为的方式,又要将这种自主性和灵活性限定在法律、法规和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其关键就在于行政人员自身所具有的正义品质,只有具备此种德性的行政人员才能以社会公共利益为重,并为之奉献一生.另一方面是行政人员的道德冲突问题.库珀指出,行政人员的"道德困境"从更深层次上说,表现为一个更为具体的道德冲突,即行政人员究竟是对上级和组织负责,还是对公民及其利益负责.行政人员总是属于特定组织的,他所属的组织的利益与公众利益之间可能存在冲突,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效忠组织的公务员的道德要求与维护公共利益的道德要求之间的冲突,就会构成对行政人员道德选择的严峻考验.由于前者的道德约束力和激励机制强大而具体,后者却往往是模糊而缺乏硬性约束的,此时,行政人员的角色就可能受制于特定的组织,为特定组织所界定---执行上级命令、维护组织的利益就等于实现了公务员应尽的职责.结果,行政人员就可能为了组织利益而牺牲公众利益[7]59-60.如果循着"个人伦理自主性"的思路去保护行政人员的内在道德意识,保持对组织的界定和超越,那么行政人员的正义德性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因为,正义是一种完全的伦理德性,它是一切德性的总汇.行政人员只有具备正义德性,才能做出正义的决策,并且采取正义的行动.

　　研究公共行政中的正义是以公共权力作为逻辑起点的.创造性地论证正义的三重伦理维度的思想基础、现实要求及其实现,在正义三重伦理维度融合与统一中去理解和发现正义的价值,这既是当前公共行政伦理学研究领域一个十分紧迫的前沿课题,也是公共行政实

　　践中亟待解决的核心价值导向问题.当前,对于尚处于公共行政价值研究起步阶段的中国公共行政来说,以正义的眼光来解决公共行政中的价值问题,其意义和价值是显着的.对于"合题的"正义研究和论证,无疑是公共行政价值体系研究与方法研究的新的尝试.因此,有关公共行政中正义的研究成果以及后续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对于推动公共行政价值研究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也将为政府的行政决策和公共行政的有效运作提供一种价值导向和评价标准,从而体现公共行政科学的固有伦理本质和社会应用价值之所在.

　　[参

　　考

　　文

　　献]

　　[1]唐凯麟.伦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2]丁煌.西方行政学理论概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4][德]尤里根·哈贝马斯.包容他者[M].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5]杨冬艳.公共行政正义研究[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

　　[6][英]洛克.政府论(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7]TerryL.Cooper[M].SanFrancisco:Jossey-Bass,2006.

篇四：祛魅共同富裕

　　SHEHUIZHILI｜社会治理｜“微时代”加强农民工信仰培育的思考◎杨文亮摘要：“微时代”是一个祛魅、便捷、互动和扁平的时代。这个时代的青年普遍缺乏信仰，尤其是没有马克思主义信仰就会导致精神上“缺钙”。本文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马克思主义信仰在微媒体所建构的新的场域中面临的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培育路径。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马克思主义信仰培育；困境；路径构建中图分类号：D648文献标识码：

　　A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青年一定要坚定理想信念。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没有理想信念，就会导致精神上缺钙。”[1]新生代农民工又是“广大青年”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培育问题成为一个新的紧迫的课题，在当今微媒体所构建的场域下更甚。因此，探究“微时代”新生代农民工马克思主义信仰面临的困境，构建其培育路径，坚定其信仰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的是，马克思主义信仰培育也面临重重困境。1.国家、政府权威性消解“微时代”的一个显著趋势就是“去权威化”。在这个时代，具备基本知识素养与传播媒介的个体都可以以彻底符号化的面目参与“微创作”，就重大事务、社会热点等作出回应，在“微言”中表达自己的主张、见解。与此同时，这个“微言”也会引起别人的评论、转载和点赞。日常事件被微媒体绑架后就会出现“微权利”。微权利被个别大众掌握，并对现实生活进行淋漓尽致地宣泄，进而出现了“网络民粹主义（特指在网络上出现的对大众困境的关切、对弱势群体谋取幸福的舆论）”。其对政府的习惯性质疑以及对国家的敌视即是对国家、政府权威性的消解。2.马克思主义认同度降低由于地理、历史等多重因素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数来自偏远的中、西部地区，这些地区与东部的发达、繁华形成巨大的反差。在市民化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愿望更加强烈，但现行的二元户籍制度使他们无法享受同市民完全平等的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等权益，这意味着“他们被城市拒绝，拒绝回到农村，面临双重拒绝困境的双栖人无奈徘徊于城市农村之间”[2]。在政治参与方面，他们的政治参与热情、主人翁意识高涨，但现实生2017/03Ⅰ??37信仰培育的困境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如今还没有一个既标准又一劳永逸的定义。笔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表征的是1980年后出生的，正在向市民化阶段转变的，在信仰追求、媒介素养、职业选择和消费理念等方面较“老农民工”有鲜明特征的新一代群体。其特点可以概括为：教育程度提升，理性思考相对不足；职业、薪资期待过高，职业素养难以支撑；市民化程度不断推进，农村感情难舍；自我意识不断增强，理想信念缺失。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微信、微博等新媒介井喷式地出现，信息传播以几何级数增长，这标志着“微时代”的到来。尽管微媒体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提供了不同以往的机遇，但不可否认

　　中国国情国力｜ZGGQGL活中“民意”的表达、利益的诉求机制并不健全；收入差距方面，由于劳动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例较低，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相对贫困，并出现所谓的“代际传递”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通过微媒介接受了西方势力推崇的“民主宪政”、“自由”和“平等”等思想，消费主义、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暗流涌动。相反，对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等观念，尤其现阶段的“共同富裕”、“平等”价值观接受程度较低。由于理论宣传与现实境遇的差距，加上外来文化的涌入，新生代农民工动摇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对其认同度随之降低。3.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话语危机新生代农民工是“微时代”网络力量信息发布的主体之一。无论是国家的大政方针，还是明星八卦，都以转载、点赞或评论等形式发表观点，这与以往自上而下灌输式的传播路径不同，出现了“传播路径裂变化”。此外，在知识碎片化时代，微媒体将信息以文字、图片、声音和视频等综合形式生动、具体地呈现出来，瞬间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新宠。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获取大多数来自《新闻联播》、《人民日报》等官方权威媒体。这种形式最大的特点在于对大理论、大道理的简单说教，它仅仅把新生代农民工视为被动接受的客体，这种逐级传递的流通方式与“微时代”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性、个性化追求格格不入，缺乏与农民工的真实“互动”，难以入心入脑，甚至适得其反。单调、空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说教难以迎合新生代农民工的需要，对其价值观的引领更无从谈起。4.伦理道德与法律意识缺失“微时代”又被视为“个体狂欢”的时代。新生代农民工追求“新、趣、奇”以彰显个性；同时，受到“法律是政治工具”的误解，缺乏对法律权威的认同，加之受自身的知识水平、偏见等因素影响，不仅不能对一些虚假、歪曲的信息进行理性的回应，反而不加选择地肆意转发、胡乱评论，更有甚者捏造虚假信息。这样的行为是新生代农民工38Ⅰ2017/03缺乏伦理道德与法律意识使然。从一定意义上讲，新生代农民工的伦理道德与意识的缺失更是我们上文所提及的“国家、政府权威性消解”、“马克思主义认同度降低”与“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话语危机”的具体表现。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培育路径构建培育新生代农民工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国梦”的重要保证。因此，笔者建议从四个维度构建新生代农民工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培育路径。1.保证新生代农民工的“享有者”地位思想问题的解决依赖于现实物质利益的妥善解决。新生代农民工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实现程度与其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假如新生代农民工只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而非改革成果的“享有者”，这样，“共同富裕”、“以人为本”等社会核心理念势必在他们中间被“边缘化”。增强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现实说服力的根本出路就是保证新生代农民工的现实主体性，即以改革开放成果的“享有者”的身份出现。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收入的公平。首先要加大劳动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其次，加强职业培训技能，提高人力资本素质，同时改革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允许新生代农民工以土地入股现代农业，鼓励他们自主创业。二是教育的公平。要在吸引优质教育资源向农村配置的基础上，继续加大重点高校向农村招生倾斜的力度；进城学生也要享受到平等的教育资源。唯有如此，才能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感召力和影响力。2.创新微媒体话语传导首先，要使新生代农民工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就要进行理论创新，不断丰富、充实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这就要求理论工作者坚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对极易引起新生代农民工疑惑的问题及时给予解答，使他们对于理论与现实间的差距有理性的认识。其次，“话语平台”是马克思主义与新生代农

　　民工心灵交汇、融合的重要场域。在“微时代”，微博、微信等新兴传播载体以其裂变式的传播速度、潜移默化的影响方式、互动双向的沟通方式即“三式”成为构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重要话语平台。恩格斯曾指出：“我们决不想把新的科学成就写成厚厚的书，只向‘学术’界吐露[3]。”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以新生代农民工喜闻乐见的方式呈现出来，以拒斥马克思主义理论局限在学院派的纯学理研究层面上，并突出宏大叙事的窘境。只有这样，当面对诸如“资本”、“市场”和“贫富差距”等现实问题时，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才能“在场”。因此，只有充分利用微媒体平台，创新话语表达方式，才能提升马克思主义的话语魅力。3.媒介素养的提升“媒介素养”是指“人们面对不同媒体中各种信息时所表现出来的选择能力、质疑能力、理解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媒介素养的提升包括政府与新生代农民工两大主体媒介素养的提升。一方面是政府媒介素养的提升。政府要以积极地态度迎接“微时代”的到来，构建网络舆情工作引导机制，掌握舆情的形成、发展规律；要培养、引导新生代农民工中的“意见领袖”，在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中发挥作用，同时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将网络道德教育和网络法律教育结合起来，扮演好“把关人”的角色。此外，特别注重对于网络公众号的监管，这是目前影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的策源地。另一方面是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的媒介素养提升。农民工需要利用业余时间，不断提高媒介基本技能，强化对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信息进行分析、判断的能力；并在恪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树立崇高的媒介使用道德，杜绝“网络暴民”。4.社会组织、企业等第三方的联动机制建设新生代农民工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培育离不开社会组织、企业等第三方联动机制的建设。一是要SHEHUIZHILI｜社会治理｜建立与“微时代”相适应的培育新生代农民工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专门组织机构。尽管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性较强，但在社会交往和城市对农民工疏远的斗争中，新生代农民工要求实现集体谈判权，获取表达自身利益的发言权，建立“新生代农民工协会”、“新生代农民工民主工会”等呼声日渐高涨，在这样的“协会”、“工会”中建立一个类似于“宣传部”的针对新生代农民工马克思主义信仰培育的部门也势在必行。二是新闻媒体坚持“党媒姓党”，践行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服务的新闻观。对于这一特定群体的主张、诉求既要关注，还要将与他们有切身利益的政策、法规详实地呈现出来。同时，对于各种错误的、反动的信息及时予以披露，毕竟“谣言、非议止于真相”。三是加强民营企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阵地建设。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对于报刊的购买力有限，同时也缺乏对信息的理性分析能力，民营企业需要提供资金与技术支撑，订购一些适合这一群体浏览的期刊、杂志，努力培养一支既懂马克思主义理论又懂新媒体技术的队伍，利用在企业网站上设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专栏进行理论宣传、舆论引导。值得注意的是，在外资企业的新生代农民工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宣传，民营企业如何吸引这一群体点击、关注宣传专栏以及政府如何在财政、税收方面支持民营企业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系201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社会认同视角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建设研究》（编号：12&ZD006）的阶段性成果。■参考文献[1]习近平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05-05.[2]郑永兰，许丹阳.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表达的实证研究.长白学刊，2016，（1）.[3]丁志宏.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特征分析.兰州学刊，2009，（7）.（作者单位：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DOI：10.13561/j.cnki.zggqgl.2017.03.010■编辑：云霞2017/03Ⅰ??39

篇五：祛魅共同富裕篇六：祛魅共同富裕

　　《疯狂的石头》到底反讽了什么

　　[摘要]《疯狂的石头》在疯狂搞笑的背后，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反讽：一是对电影传统思维模式的“造神运动”进行了颠覆，二是通过对现代人“挫败感”的揭示戳破了的现代人对于都市的“现代神话”的美丽幻象。在戏谑和幽默背后，《疯狂的石头》其实传达着一种不易为人觉察的、沉重的人文情怀。

　　[关键词]《疯狂的石头》反讽

　　挫败感

　　现代神话

　　草根族

　　电影《疯狂的石头》凝聚了太多笑料。整个电影就像是一块结晶体的“石头”。它疯狂地聚合了各种类型的电影元素：爱情剧中的痴情与背叛。市民剧中的琐碎与无聊，刑侦片中的悬疑与追捕，警匪片中的黑

　　白两道……所有这些元素背后又透露着复杂的文化底蕴。既有中国传统话本艺术中的巧合用法。又有西方后现代文化中的“拼贴”手法，在近乎天衣无缝地衔接中打造了一场朴素而又不失典雅、戏谑却不流俗的视觉盛宴。人们在消费这部影片时，往往停留在由发笑而带来的轻松享乐的情绪层面，而影评工作者则往往关注此部电影的手法与技巧的运用，但此部影片轻松背后的那种强烈的反讽意义往往被忽略了：即对现代人无处不在的挫败感的揭示和对现代化社会神性色彩的祛魅。

　　电影中设置了各色人物，可谓三教九流，有行将倒闭的小厂长老谢、有黑社会背景的大老板冯董、市井小偷道哥等三人、国际大盗、保安包哥、三宝……所有这些人物尽管身处五行八作，但在各自生存圈子中。他们却体现出了共同的特点：为了各自的目标可

　　以说是绞尽脑汁、饱尝甘苦。如果忽略他们行业的社会负面形象的话。他们都称得上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之人，毫无油滑懒散之意。就连那个追逐女色成癖的小报记者谢小盟。尽管在女色面前油腔滑调，但追起女人来却是一丝不苟，毫不马虎，竟拿那块价值连城的翡翠去博得陌生女人的青睐，就连他骗起老爸来也是有板有眼。勤奋、吃苦，锲而不舍，本来是源自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文化基因，这里却演变为当代人对财地疯狂追逐与占有。电影中。现代人在都市中绞尽脑汁地淘金与古人在土地上锲而不舍地耕作。似乎并无本质与高下的差别，有的是一样的疯狂和期待。当下，不管中国个别的都市如何后现代化、如何已经步入所谓的消费文化时代，但实际上整个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资本积累时期，每一个人也都在进行着自己的资本积累。从疲于奔命的白领到蜂拥进城梦想分得

　　一杯羹的打工者，无一不是资本积累运动中的一员。从这一点来看，影片揭示了现代人生存的本质性的一面。

　　但是，影片中所有人物的结局都是同样的：失败，无一例外的失败(尽管主人公最后的胜利似乎是个例外，但他的胜利其实很可疑，一连串的偶然性使他突然成了英雄。最后翡翠又很偶然地花落他手，使他变相地成为一名“窃贼”。他不仅获得了价值连城的玉石。同时也获得了荣誉和爱情。这使他实际上成为一个最大的“窃贼”)。影片这种设置出人意料，也是编导的匠心独到之处。这种设计(人物的无法逃避的失败)使影片颠覆了以往所有影片的思维模式。从某种程度上讲。其实所有的电影叙事都是一种“造神运动”。要么是塑造一种爱情神话。要么就是打造一种英雄神话：要么是构造一种理想的生存圈景。要么就是构造一种完美

　　的人物性格。相对于有着缺憾与瑕疵的现实与人生而言。电影总是提供一种想象的“全景”，去弥补这种缺憾。正如马尔库塞语。人类的“存在根本上是一种缺乏的存在。”而“人类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由人自由设计、自由开展的、尚待完成的‘构想’。”于是，影视文化便喜好为残缺的现实与人生提供一种完美的想象图景聊以慰藉，当然这也一切文化的共性。但《石头》放弃了电影惯常运用的“造神”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了现实与人生存在的某些真相与本质。

　　这种对现实的尊重与还原体现为对现代人生存感受的还原和对现代社会幻象的打破上。现代人的生存感受，在西方文化中往往表现为孤独感、异化感等，这是西方电影经常出现的母题。但在《石头》中却表现了一种生存的“挫败感”，就是由各色人物种种行为失败背后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氛围与情绪。现实中，城

　　市的高楼堂皇而美丽，但要住进去你得付出毕生的积蓄：苦读十几年加之昂贵的学费换来的大学文凭并不能保证你体面地步入社会，甚至还要度过几年、+几年穷困的日子：获得温饱刚刚有了点“富裕”感的农民，在贫富分化之中又被迅速“贫穷”化了……现实中所有这些存在状态是不是构成了影片中人物生存“挫败”感的文化底蕴呢?包世宏的形象很具有代表性。他的“挫败感”体现在生理上(尿不出尿)。他有次在厕所中痛苦地喊道：“尿都尿不出来，你这个傻儿哟”。这是现代文明对人的生理的阉割。这是比精神阉割更为残酷的阉割，因为人的精神往往比身体更容易受到外在的阉割……这些都体现人物在现实中的那种“挫败”感。当然，影片表现这种“挫败”感。并非采用常态的方式，而是采用极端或者说是极不可能的方式。比如，当那个国际大盗从天花板进入室内打开盒子将手伸向翡翠

　　时，却因为卖绳索店主的“缺斤短两”让他功亏一箦。影片中处处用这种非常态的方式设置与推进情节。重要的不是人物采取了何种方式去获取成功，而是人物的这些活动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氛围，即那种不折不扣的“挫败感”。作品中表现这种“挫败”感的人物不是正常人。更多是些“非常的人”(胆大包天的市井小偷和身怀绝技的国际大盗。泡妞高手，一手遮天的大老板)。当然，这些人物行为的挫败不会激起观众的正面的审美价值判断，在笑声背后更不会有伤大雅。这也正是编剧的高明所在：所有的观众(其实大多数人都是所谓的“正常人”)在观看电影时，欣赏与嘲笑着那些被社会、被他们所不齿的人的拙劣表演：嘲笑着别人的荒唐和失败，而“别人”又是完全不同于自己的另类人：电影中的故事似乎毫无指涉意义，似乎纯粹是笑料的堆砌。然而，这又何尝不是编剧更为高明的所在：这些“身怀

　　绝技”的“非正常人”的愿望的达成是如此艰难，那么正常人愿望的实现是不是更加艰难?

　　此外，在对现代社会本像的还原上，则表现为戳破了笼罩在现代社会之上的那层美丽的光圈。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的现代化迅猛发展，城市化进程更甚，就像有人说以的“幂”的方式向前突飞猛进。伴随着社会财富的急剧积累和中国富人阶层的出现，激发起了人们对财富的强烈欲望。尽管在实际上中国只是一小部分人步入了富裕阶层，大多数人依然与“富裕”和“小康”无缘，但是当代文化却在努力打造一个共同富裕的假相。王晓明将这种由富裕阶层所引领的、由现代传媒打造的文化态势称之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有学者如此谈论这种所谓的“新意识形态”的影响：“时尚将‘新富人’的生活展现给大众，用绚丽而又缥缈的神话引诱大众的欲望。并虚假地满足大众对财富和身份的向

　　往。它使大众陷入幻想和尴尬境地之中(迫切地希望成为‘新富人’，但生活却依然平淡

　　和毫无起色)，并且掩盖了社会的直接面目(贫穷成为一个可怕的事实)。它所制造的欲望充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甚至它的物化倾向改变了大众的生活观念和整个社会的思想体系，它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然而，这种意识形态给我们提供的只可能是一种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其实。这种“新的意识形态”是由富人阶层和现代传媒共同创造的。在现代媒体的推波助澜和造势之下，现代社会被想象成一种“造神运动”，从疯狂的股市、彩票到“超女”和星光大道，再到网上无界限的网恋和一枚别针换取一幢别墅的网上交易……大大小小的成功、奇迹和神话构成了现代社会的美丽幻象，于是现代社会被想象成一个超级的能指。一个超级的、疯狂的、极富有诱惑力的“现代神话”。然而《石头》却无情地

　　戳破了这一“现代神话”。

　　首先，编剧没有选取“现代神话”的缔造者―精英一族，而是繁华都市中的草根一族。在当下的影视剧中。充斥于屏幕的更多的是“精英”一族，要么是商界精英，要么是政界精英，要么是远离现代社会想象中的古代英雄(如《英雄》、《无极》、《神话》之类的电影)，而很少对当代的草根一族进行关注。从很大程度上说。当代电影关注生活的目光是虚弱的，而且视线总是高高在上。而《石头》却穿越了都市繁华的表象，进入到都市的腹里，将镜头对准当代都市中草根族中的人物和生活场景之上，包哥、三宝、道哥、黑皮，他们都是生活在繁华都市中的草根一族。厂长可以对员工进行任意打骂的玉石厂，脏乱不堪的小旅馆，还有偶尔闪现的三宝的家庭背静……这些场景好像与繁华的都市场景很不协调，其实这是最真实不过的现实。前

　　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文化景观的混杂是中国的现代化场景。中国城市的图景亦然。《石头》的真实性就在于，它赢面了当代都市的这种复杂性和差异性。

　　其次，《疯狂的石头》戳破了的关于“现代神话”的浪漫想象。现代人与现代文明成果的关系，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两种关系：一种是器物关系，即现代人对现代文明成果的占用与享用上：一种是对现代文明的主观感受，即现代人的关于“幸福”之类的感受。对于前者，草根族并不占优势，现实中的住房问题、医疗问题和孩子上学问题就说明了这点：对于后者草根族恐怕感受更糟。当一个社会贫富分化，一小部分人成为“先富”的群体后，那么因财富缺失而伴随的渴望、焦灼和失落等情绪便成为高悬在草根族头顶上的“达摩斯之剑”。幸福感便无从谈起。影片中三宝对彩票的疯狂迷恋就很能体现草根族对于现代富裕阶层的心态。

　　在光影迷离的现代都市中，尽管草根族穿梭在都市的大街小巷，但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分享到现代文明的成果。尤其是那种发自内心的满足感，正如电影中包哥无奈而又不乏愤恨的说道：“捡个烟屁股也捡不出个红塔山”：关于三宝对彩票的迷恋。包哥说得非常精辟。且一针见血：“雷劈死八次也中不了一次”：还有那些自己的厂子被卖掉依然蒙在鼓里的二百多名工人……影片试图表明，在现代社会中，那种所谓的“现代神话”其实离草根一族是何等的遥远!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在广大的草根族生存的挣扎之外，他们获得更多的也许是失败和无奈、疯狂后的挫败和叹息。然而，编剧的精明之处就在：用“疯狂”这种形式将现代人的所有感受形式都掩盖了。

　　轻松与沉重、幽默与严肃，俨然构成了《石头》的两面性，迎合了多方面的文化诉求。然而，在文化

　　消费主义盛行的今天，《石头》所传达的沉重性往往被忽略。但也许这正是保障影片的成功之处。更是构成了此片深厚的文化底蕴。

篇七：祛魅共同富裕

　　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论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马丽丹;何冰

　　【摘

　　要】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论揭开了国家的神秘面纱,实现了对国家神话的祛魅,对立足于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来认识新形势下的国家和社会关系问题、夯实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政府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期刊名称】《南方论刊》

　　【年(卷),期】2015(000)011【总页数】2页(P39-40)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论;当代中国

　　【作

　　者】马丽丹;何冰

　　【作者单位】黑河学院

　　黑龙江黑河164300;黑河学院

　　黑龙江黑河16430【正文语种】中

　　文

　　诞生于19世纪中后期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论受考古实证材料和理论基础之限，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其明确将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重心转向为从氏族社会到国家社会的演进过程，并系统地分析了诸多因素在国家产生的过程所起的作用以及国家起源的两种途径，对后世研究国家起源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和启示。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家理论复兴日盛，从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论中寻找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启示意义的思想火花和闪光点，对我们立足于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来认识新形势下的国家和社会关系问题、夯实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政府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国家起源的双重动因，即国家是由其经济根源和社会根源共同作用的产物。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决定政治、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基本原理的有力佐证。

　　第一，经济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工作。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论详尽地通过国家社会的演进历程，指出经济利益驱动是国家起源的原动力。私有制的产生导致了财富的多寡、阶级的分化、氏族的瓦解，使社会分裂为两个不可调和的对立面但又统一于社会的自我矛盾中，因此需要一种调和社会内部矛盾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国家。因此可以说，经济利益决定、影响着社会和谐与稳定。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成功地提高了国家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却也承受着改革带来的社会结构转型的阵痛，当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需求难以得到充分实现时，就必然会产生社会矛盾和冲突。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化解社会结构转型阵痛的良方。而化解社会结构转型的阵痛，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所以经济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工作。

　　第二，正确理解国家与社会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理论系统阐释了国家的演进过程，分析国家是如何从社会中产生、如何同社会相分离、如何成为表面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由此可知，国家产生除了经济根源外，还有社会的力量作用。“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为了避免在相互的对立与冲突中将彼此都毁灭掉，国家不仅要行使政治统治职能，而且必须缓和社会冲突，尤其是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履行经济管理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职能。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要重视社会的基本结构，清晰阶级关系，也有利于国家充分履行好经济管理和公共事务管理的职能。可以说，正确理解国家与社会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

　　第三，经济基础建设与社会公共建设齐抓并管。受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影响，国家政治职能被投以过多关注，一切问题包括社会问题均被政治泛化。而改革开放初始，强调了经济建设的中心又忽视了社会公共建设，致使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物质资料丰富的当代中国社会出现了诸多问题。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论不仅分析了社会内部的斗争产生了对国家的需要，更发现了社会的公共需要也是国家的重要起源，因此国家具有阶级性和公共性。那么，构建和谐社会要经济基础建设与社会公共建设需要齐抓并管，忽视任何一种属性都不利于国家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当前，中国正处在国家主导的以经济转型为核心的社会全面转型期，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论中的国家职能的二重性论述对政府职能的认识和政府体制的改革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一，有利于理清政府职能与国家职能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论从国家演变的历程中探寻出国家产生于公共需要，是社会的公仆，然而在阶级利益驱动下，具有阶级属性的国家从最初的社会公仆摇身变为社会的主人。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论并不仅仅是冲突论，而是冲突论与融合论的统一。从国家起源及其职能看，维护阶级利益和社会公共管理都是国家的职能，尽管国家的公共管理职能是服务于其阶级本质。在一般职责意义上，政府职能与国家职能相同，差别在于侧重点和功能，前者从属于后者。政府职能属于国家基本职能的一个组成部分，二者承担共同的职责，但职责侧重点有所不同。政府职能侧重于组织、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及处理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上；而国家侧重把握整体职能，如稳定国家政权、安定社会、维持秩序等。在权力功能方面，政府是国家行政机关，负责执行国家意志；国家权力机关负责表达国家意志。国家权力机关集中国家的最高权力，代表国家的整体职能，拥有国家意志的表达功能和把握国家整体职能分解的权力；政府则只拥有国家意志的执行功能和为实现国家职能而承担服务的权力。

　　第二，有利于推动政府体制的改革与创新。从国家起源和职能看，国家兼具公共性

　　与阶级性。公共性是国家的合法性基础，阶级性离不开公共性。国家的公共性职能是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谋发展。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协调社会矛盾、和谐人与自然关系、调适人与社会关系、加强公共服务、完善社会保障、强化收入分配等均是政府社会职能的重要方面。以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论为理论维度分析中国的政府体制创新必须实现三个不同价值维度的有机统一。一是实现公平正义型政府。当今中国社会已出现“富者更富、贫者更贫”的马太效应。如何有效调节贫富分化加剧带来的矛盾，政府应该秉持公平正义原则，加强对社会的综合协调，加强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心和爱护，努力使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并逐步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二是政府要保障人民依法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通过完善制度建设，开辟多种参与渠道，实现人民对国家事务的管理。三是建立有限型政府。一直以来，为了借助国家强制力量汲取、整合一切可利用资源，中国政府很大程度上扮演着“全能政府”的角色，导致政府职能扩张并出现政府职能定位“越位”、“缺位”和“错位”现象。以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论关于国家与社会的思想为认识方法，就应当采取法制及其他有效手段，建立有限型政府，防止、束缚政府权力扩张，使人民参与社会管理，使社会发展高效有序。

　　“现当代的一些杰出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都比较关注两个社会历史问题：原创国家如何产生和现代国家如何去的问题。”[1]因为只有解决了国家是如何产生的问题，才能解决国家往何处去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论认为国家并非一经产生就永续存在，它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研究国家起源时，马克思恩格斯不但探究国家怎么来的问题，还思考了国家如何去的问题。“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2]在《机密通知》、《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纲领》、《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论权威》一系列文章中，二人着重阐发了国家

　　消亡的条件。最终，当阶级消失，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基础上，社会由自在向自为转变，国家将变得多余。因此，国家不再需要，国家的消亡和产生一样，都是历史的必然。

　　随着国家的必然消亡，人实现全面自由的发展，社会实现高度自治，和谐而完善。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心目中，有一个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这个美好的理想在国家消亡时才会最终实现。这将是一个完美的世界：私有制连根拔起，国家土崩瓦解，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不复存在，物质财富满足且人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人类以高度的自觉进行自治，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理论上，这个美好的理想必然能够实现；现实上，这个美好的愿景仍有漫长的路途。国家存在并将长期存在是个不争的事实，然而，区域集团化发展势头强劲，主权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危机感越来越强烈，有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职能的演变、未来社会发展动向等问题仍然是现今世界各国所关注的热点。对于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当代中国来说，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在经济结构转型的阵痛期内掌控好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稳定社会大局，是需要不断地汲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养分，挥舞理论大旗引领中国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论的国家起源和消亡思想对未来国家和社会发展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相关文献】

　　[1]刘军:国家起源新论:马克思国家起源理论及当代发展[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1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0.

篇八：祛魅共同富裕

　　高中历史入门基本概念

　　一、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资料、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基本概念和关系

　　1、生产力指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劳动者和他们所使用的生产资料结合起来，从而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力量，也就是人类在生产过程中征服和改造自然界，并获得适合自己需要的物质资料的能力。它是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

　　生产力包括三个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

　　2、生产关系指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它的具体内容包括人们在物质资料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方面的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

　　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产品的分配关系。

　　3、生产资料，也称作生产手段。

　　定义为：劳动者进行生产时所需要使用的资源或工具。一般可包括土地、厂房、机器设备、工具、原料等等。生产资料是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总和，它是任何社会进行物质生产所必备的物质条件。

　　生产资料是指在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总称，是企业进行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物质要素。生产资料的范围很广，品种规格十分复杂，涉及许多部门，分类的方法也很多。按购买者的不同，可分为工业生产资料和农业生产资料两大类。

　　4、经济基础即在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总和。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社会经济基础。

　　5、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思想观点以及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的总和。思想、观点体系或意识形态称为思想上层建筑；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称为政治上层建筑。自然科学、语言学、逻辑学、思维科学、某些管理科学无阶级性，不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

　　6、意识形态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神秘特殊的意识形态）、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意识形式。意识形态的内容，它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和人与人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反映。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起源于以生产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物质生活。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各以特殊的方式，从不同侧面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构成意识形态的有机整体。

　　意识形态按其阶级内容和它所反映的社会经济形态即生产关系可分为：奴隶主意识形态、封建主意识形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无产阶级意识形态。

　　人类社会发展的两大基本规律及内容：

　　（1）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规律的基本内容。这一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其内容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及其发展变化的方向，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归根到底取决于和服从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

　　（2）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发展状况规律的基本内容。

　　这一规律的主要内容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性质和发展变化的方向，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取决于和服务于经济基础的性质和要求，这一规律表明，上层建筑的性质和变化发展，上层建筑是否需要改革以及改革的形式和方向，都取决于经济基础的状况。

　　二、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基本概念

　　1、阶级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即生产有所发展而又发展不足的产物。阶级产生的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剩余产品的出现；二是私有制的形成。阶级的本质在于它是与特定的生产关系相联系的、在经济上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集团或人群共同体。阶级的划分是由人们在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和结成的不同关系决定的。

　　2、地主阶级：一般指封建社会地主制经济下，统治阶级剥夺人民的土地所有权，主要以地租形式剥削农民的土地所有者。封建社会中领主制经济下的一切大土地所有者，如封建领主亦称地主。地主制经济以中国封建社会最为典型。

　　3、资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里，资产阶级被定义为在生产商品的社会中拥有生产资料，占有工人劳动的阶级，和“资本家”实际上是相同的意思。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赚取薪资者）与资产阶级在本质上是互相敌对的，比如说，劳工自然都希望薪资能够越高越好，然而资本家却希望薪资（即成本）能够越低越好。换句话说，资本家会剥削劳工。

　　4、无产阶级，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中的雇农。

　　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指没有生产资源、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被雇佣的劳动者阶级。在社会主义社会，政治上，无产劳动阶级已摆脱了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成为掌握国家政权的领导阶级。

　　二、基本社会形态的划分及概念

　　1、社会制度

　　有五种形态说，即“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以及未来的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后来，斯大林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概括为五种社会经济形态，即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制的、封建占有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

　　2、封建社会是指实行封建制度的社会状态，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常用的学术名词。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封建社会”是指地主或领主占有土地并剥削农民或农奴的社会形态，西方学者的“封建社会”指由共主或中央王朝给王室成员、王族和功臣分封领地，是一种国家管理“制度”而不是一种“社会”，属于政治制度范畴。

　　地主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社会是封建社会，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封建社会形成的自然经济是以土地为基础，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具有自我封闭性、独立性，以满足自身需要为主的经济结构组织。

　　3、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历程中的一个阶段。资本主义(capitalism)就是资本归个人私有和雇佣关系。资本家通过雇佣关系赚取生产要素创造的利润。以资本家拥有资本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制度。

　　①商品生产发展到最高阶段，成为社会生产普遍的和决定性的形式。

　　②资本占有生产资料。

　　③以使用机器的大生产为特征，以对象化、主体间性为核心的科学理性成为人类思想基石，导致人类文化史上的世俗化的来临。伴随科学理性而起的批判精神，对传统文化予以祛魅，解构凡圣等二元结构，形而上学与宗教神秘思想被边缘化[1]。

　　④与现代化社会形态的统治形式相适应，近代以前的各种上层建筑被适应人类文明发展的上层建筑所代替，产生了人类文明的国家政权、法律制度和思想体系，形成包括现代社会和与它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社会制度。

　　4、社会主义主要任务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主要任务是进行社会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解放生产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主要任务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国家最主要最根本的利益所在。

　　5、社会主义本质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本质论断的关系：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方法与实现方式，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也是共产主义的部分内容。前者是后者

　　的基础，只有生产力发展了，剥削消灭了，两极分化消除了，才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人类进步的社会历史产物。它们的性质根本对立，但在当代同处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第二大形态，具有共同的“社会存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需要经过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用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摆脱对物的依赖性，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条件。

　　6、帝国主义，亦称“垄断资本主义”或“现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最后阶段，依靠资本输出，让其他国家劳动，得到利润的国家。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帝国主义最后形成。

　　列宁认为帝国主义阶段的经济具有下述特征：生产和资本的集中高度发展，垄断组织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溶合为金融资本，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金融寡头；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业已形成；最大的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领土分割完毕。

　　三、小农经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资本主义萌芽、代议制基本概念

　　1、小农经济亦称“个体农民经济”。小农经济以家庭为单位、生产资料个体所有制为基础，完全或主要依靠自己劳动，满足自身消费为主的小规模农业经济。其中，有的以自有土地经营，有的以租入土地经营，亦有两者兼之。

　　小农经济的主要特点是：

　　在小块土地上进行分散经营；

　　生产力水平低，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弱；经济地位不稳定，在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易于走向贫富两极分化。

　　自然经济：包括原始社会经济、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和地主庄园经济

　　2、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1）专制主义：是与民主政体（民主政治体制）相对立的概念，指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

　　独裁的政权组织形式，是体现在帝位终身制和皇位世袭制上，其主要特征是皇帝个人的专断独裁，汇集国家最高权力于一身，从决策到行使军政财政大权都具有独断性和随意性。

　　专制主义是决策方式。

　　（2）中央集权：是相对于地方分权而言的，其特点是地方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没有独立性，必须严格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一切受制于中央。中央集权是管理方式。

　　（3）二者之间的联系：①地方和中央都必须服从皇帝一人。②专制主义皇权加强时，往往是中央集权比较有效时，专制主义皇权削弱时，往往也是中央集权不力时。

　　（4）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专制主义是针对皇权和相权而言的，中央集权是针对中央和地方来讲的。

　　3、资本主义萌芽是指在一些手工工场中，拥有资金、原料的工场主雇佣具有自由身份的雇工，为市场的需要进行生产的这一现象。14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促进了经济文化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萌芽的确立。

　　资本主义萌芽指的是一种生产关系。它指的也是一种社会关系，而不是个别人之间的关系，因而不能孤立地看待。这种生产关系，是在封建社会晚期，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条件时产生的。在这以前，像在自然和社会史中许多事物一样，它会有一些偶发的、先现的现象，但不能因此认为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

　　4、代议制是以议会为国家政治活动中心，由少数代表通过讨论或辩论进行主要立法和行政

　　决策的政治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亦称国会制。代议制始于英国，后来被许多国家采用。在现代政治中，由于人口众多，民主国家需要有某种形式的代表制。

　　四、市场经济、计划经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基本概念

　　1、市场经济是指通过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经济形式。简单地说，市场就是商品或劳务交换的场所或接触点。市场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在市场上从事各种交易活动的当事人，称为市场主体。

　　市场主体以买者、卖者的身份参与市场经济活动，活动中不仅有买卖双方的关系，还会有买方之间、卖方之间的关系。如果不考虑政府的作用，市场经济体系中有两个部门，一个是公众（消费者），一个是企业（厂商）。两个部门的相互关系，可以说明市场供求的一般原理。

　　2、计划经济，或计划经济体制，又称指令型经济，是对生产、资源分配以及产品消费事先进行计划的经济体制。由于几乎所有计划经济体制都依赖于指令性计划，因此计划经济也被称为指令性经济。

　　计划经济一般是政府按事先制定的计划，提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制定合理的政策和措施，有计划地安排重大经济活动，引导和调节经济运行方向。

　　计划经济资源的分配，包括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由政府计划决定。

　　3、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资本主义国家与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通过经济联系（人员、资本、劳务、商品在世界范围内流通）形成的世界经济整体。

　　五、人文主义、理性主义概念

　　1、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思想体系、世界观或思想武器，也是这一时期进步文学的中心思想。它主张一切以人为本，反对神的权威，把人从中世纪的神学枷锁下解放出来。宣扬个性解放，追求现实人生幸福：追求自由平等，反对等级观念：崇尚理性，反对蒙昧。

　　2、理性主义是建立在承认人的推理可以作为知识来源的理论基础上的一种哲学方法。17-18世纪间主要在欧洲大陆上得以传播，本质上体现科学和民主，是启蒙运动的哲学基础。

　　理性指能够识别、判断、评估实际理由以及使人的行为符合特定目的等方面的智能。理性通过论点与具有说服力的论据发现真理，通过符合逻辑的推理而非依靠表象而获得结论，意见和行动的理由。

　　六、民族、国家概念

　　1、民族（经长期历史发展而形成的稳定共同体），指在文化、语言、历史与其他人群在客观上有所区分的一群人，是近代以来通过研究人类进化史及种族所形成的概念。由于历史的原因，一个国家可以有不同民族，一个民族可以生活在不同的国家里。

　　现代的民族概念，可以是以国度为区分的人群，也可以是单指有共同的文化概念，而没有共同的语言、历史来源的人群。现代同一个民族可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同一个民族也可有不同的历史渊源，不同的民族也可用相同的语言。

　　2、国家是由领土、人民（民族，居民）、文化和政府四个要素组成的，国家也是政治地理学名词。从广义的角度，国家是指拥有共同的语言、文化、种族、血统、领土、政府或者历史的社会群体。从狭义的角度，国家是一定范围内的人群所形成的共同体形式。

篇九：祛魅共同富裕

　　越南市场经济逻辑生成

　　一、逻辑基点：内外交困的经济社会形势

　　内外交困的经济社会形势之所以构成越南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的逻辑基点，是因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之手”。那么，一种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究竟是如何生成的？众所周知，生产关系归根结底由生产力所决定，但是，这种“决定”并不是机械的决定。因为，生产力并不是生产关系的唯一决定因素。从理论上说，生产力是人们利用资源生产社会利益的力量，生产关系是人们在分割这个社会利益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生产力只能生产出作为分配对象的社会利益，而不会自动生产出人们的利益关系。只有当人们把争取自身利益的主体目的渗透到生产力中，占有和分配生产力要素及其产生的利益结果，才能形成生产关系。可见，在生产关系的生成中，除生产力外，社会的主体力量也在其中起决定作用———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力和社会的主体力量结构共同生成的。①正因为生产关系并不单纯由生产力所决定，所以常常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相冲突。在人类历史的每一时代，从矛盾的发展趋势和最终结果看，生产力不会始终受制于生产关系的束缚，生产关系最终是一定要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此即历史唯物主义所阐明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的内涵。当一个社会面临危机难以为继时，为避免社会经济崩溃，要求生产关系发生变革的社会主体力量必然会取得优势地位，从而推动生产关系变革，实现历史进步。越南当时所面临的正是这样一种经济社会危机。为了“快、猛、稳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越南在社会主义改造及建设中照搬苏联模式，无视生产力发展水平，片面追求生产关系变革，实行所谓“官僚集中包给制”，结果不但未能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反而严重破坏了原有的生产力，整个社会、经济陷于崩溃的边缘。表现在农业上，整个农业生产严重衰退，以至于作为农业大国的越南，竟然需要大量进口粮食以补充缺口，问题的严重性可见一斑。工业生产也是如此。越南在南方对私营工商业名义上实行改造，实际上是取消，在全面没收工商

　　业者的生产生活资料后，将其强行驱往条件恶劣的所谓“新经济区”。激进的政策严重挫伤了工商业者的积极性，直接导致越南第二个五年计划（１９７６—１９８０）“悲惨地失败”，不但没有达到计划指标，部分项目甚至表现下降趋势。“官僚集中包给制”的生产关系已经严重防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并以经济社会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日益严峻的经济社会形势，迫使１９７９年越共四届六中全会调整生产关系，采取一系列“新经济政策”。调整后的生产关系在一定水准上符合人们争取自身利益的主体目的，生产积极性得到相对应释放，但是，临时性、权宜式的政策措施显然不足以使社会经济走出困境，几经反复之后，至１９８５、１９８６年时，通货膨胀和市场紊乱日趋严重，经济社会形势更加严峻。１９８６年１２月越共六大不得不直面现实，提出越南党和国家正面临“四大危机”：即经济落后危机，国际竞争危机，党内腐败危机以及和平演变危机。为了克服经济社会危机，促动生产力发展，越南开始了一场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全面的制度革新。

　　二、逻辑进程：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理论更新

　　（一）制度革新：体制模式的历史性转换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任何社会要获得发展，必须在保证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基础上，通过某种力量将一部分剩余劳动投入社会再生产，以实现扩大再生产。迄今为止，人类只发明了两种组织扩大再生产的方式，即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在越南被称为“官僚集中包给制”，其理论思路是：从根本上消除资本，尝试不通过市场，而是通过政府意志来将剩余劳动投入到生产系统，实行扩大再生产，以避免资本扩张悖论。实践证明，这种经济模式适合于落后国家实行模仿型工业化。不过，计划经济本身有着致命缺陷：一是动力严重不足。因为政府垄断了全社会的资源配置权力，社会成员只能听命于政府安排，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因而常常动力不足。二是不利于技术创新，尤其不利于与当前技术体系相冲突的原创性、体系性的技术创新。这是因为，技术创新过程无法预先计划，而且成熟的技术体系对于新生的创新产业具有“排异性反应”，计划经济则用政府权力增强了这种排异性反应。三是政府以公权力支

　　配社会剩余劳动过程中，不但面临着政府官员的理性水平风险，而且面临着政府官员的自身道德风险，极易产生等级制社会结构。而在现代化大生产条件下，按劳分配实际上不可操作，最后必然蜕化为平均主义分配模式———简单地按劳动时间分配。②这些缺陷表明，计划经济具有深刻的历史局限性，在其潜力耗尽后，必然会出现生产效率下降，进而引发经济社会危机。越共六大全面检讨了越南的社会经济问题，明确了革新是越南的唯一出路。不过，制度革新从来都是一项无比艰巨的社会工程。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制度革新的社会实践要求理论上首先取得突破。横亘在越南制度革新面前有两大理论障碍：一是“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二是如何看待“市场经济”的问题，对此如果不能取得理解上的突破，制度革新必然举步维艰。

　　（二）社会主义阐释：从“本质主义”到“生成主义”社会主义是带着克服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历史使命出场的，但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却经历了从“本质主义”到“生成主义”两种不同的阐释路径。阐释路径的创新，实质上是社会主义观点的更新。依照“本质主义”阐释路径，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二是计划经济，三是按劳分配。进而，社会主义建设被视为一个实施某种理性设计方案的建构过程。这种阐释表面上非常“马列”，实际上带有空想色彩。经典作家曾明确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理应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理应与之相适合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③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当然也是如此。而依照“生成主义”阐释路径，社会主义并不是某种具有固定性质的实体，而是一个“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历史过程。其中的关键，一是发展生产力，二是实现共同富裕。根据这个阐释，社会主义建设实质上是一个探索适合本国社会发展需要的生成过程。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越南是在制度革新过程中逐步明确的。早先，胡志明继承了马克思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比资本主义更加发达和美好的社会的观点，并据此对社会主义提出了很多简明的解释。比如他认为，社会主义是“持续发展的社会，物质越来越丰富，精神越来越好”；

　　“社会主义就是如何使民富、国强”等。④在这些思想中，已经隐含了将社会主义理解为一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的理论因子。将社会主义建设理解为一个探索适合越南社会发展需要的生成过程始于越共七大（１９９１年）。此前的越共纲领均把社会主义作为理想目标，而越共七大通过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国家建设纲领》则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既是直接目标，又是全党全民为实现目标而实行的实践活动。相对应地，在关乎全局的所有制问题上，从把所有制看成主要是目标，转变为看成既是目标又是手段，并创造性地提出，允很多种经济成分存有和发展符合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从而为长期未能解决的所有制革新问题清除了理论障碍。

　　（三）市场经济：通过资本“祛魅”实现理论更新资本“祛魅”，意指将人们原先对资本的曲解、误解等等先入为主的偏见去除，还原资本的本来面目。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资本“祛魅”意味着结束了对资本力量长期以来的恐惧与敌对的态度，所以意义重大。资本究竟是什么？经过“祛魅”之后能够看出，资本不过是“投入到生产中追求增值的作为社会关系力量的剩余价值”。⑤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力量，“资本”不等于“资本主义”，正如“社会”不等于“社会主义”一样。从“剩余价值”，到“资本”与“市场经济”，再到“资本主义”，是三个不同层次的问题。第一层次：剩余价值。马克思以其深刻的洞见，将社会劳动分解为两个部分：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剩余价值即由剩余劳动所创造。一个社会，只要存有剩余劳动，就必然存有剩余价值。在历史上，从原始社会后期开始，一直到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都必然存有剩余价值。第二层次：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当剩余价值获得了某种“社会关系力量”，从而以之来配置社会资源实行扩大再生产时，它就转化为“资本”；而这种“社会关系力量”，就是“资本力量”。一个社会，如果使用资本力量来组织扩大再生产，它实行的就是“市场经济”。所以，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不一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如果资本掌握在人民手中，由代表全社会共同利益的社会主义力量所引导和控制，资本力量最后为人民服务，这样的社会依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第三层次：从资本到“资本主义”。一个社会，如果资本力量成为实现资本家集团利益的工具，实行的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更进一步，如果资本家集团将资本力量扩张到经济系统以外，用于支配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从而使整个社会上层建筑都成为资本增值的工具，这样的社会形态就是资本主义。⑥资本“祛魅”在越南经历了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越南建国后，长期奉行计划经济模式，排斥资本和商品经济。至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经济社会危机使越南领导人不得不反思，并实行“新经济政策”，在极为有限的水准上利用了资本配置社会资源的功能。但在越共六大前，越南领导层虽然感受到了“官僚集中包给制”的危害，但对利用资本逻辑发展生产力的理解是初步的，没有超出计划管理机制的旧框框。制度革新的前提乃是思维的更新。越共六大指出，革新首先要从思维更新做起，自我扬弃错误理解。其中的一个关键，就是要更新对资本的理解。越共六大提出，要从根本上废除“官僚集中包给制”，承认商品生产和市场机制的客观存有，实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提出，标志着越共对资本的理解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随着制度革新实践的持续发展，理论探讨的持续深入，越南社会对资本的理解水平也日益提升。１９９１年越共七大充分肯定了六大的革新路线，指出六大以来的重要成就之一是“初步形成了在国家管理下按照市场机制运行的沿着社会主义定向发展的多种成分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定向”的“商品经济”这个提法的出现，具有引领革新思维的作用，促使制度革新的目标模式逐步明确。１９９６年越共八大提出，建立按市场机制运行的多种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进一步强化了市场机制的作用。２００１年越共九大提出，我们党和国家“一贯主张长期实行社会主义定向的、受国家管理的、按市场机制运行的多种成分的商品经济。这正是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这标志着，越共已经将“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确立为越南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的经济模式，市场被看作是一种发展经济的手段。通过艰难的资本“祛魅”，终于实现了对市场经济的理论更新。

　　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越共认为，它是越南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战略路线和总体经济模式，是社会主义定向的、有国家

　　管理的、按市场运行的、宏观计划调节的并通过国家法律监督的经济。２００６年越共十大将其具体化为四项基本内容：（１）明确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２）强化政府职能并提升管理水平；（３）发展各种基本市场业务，且引导其按照健康竞争的机制运行；（４）促动各经济成分和经营组织模式的发展。可见，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既不是自由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不完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是一种具有越南特色的经济模式。根据越南理论家杜梅成的概括，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属于政治经济范畴，它反映了社会经济的目的和本质，即在国家管理下按照客观规律（尤指市场经济规律）来确立崭新的和进步的生产关系，按社会主义方向来发展多种成分的商品经济。⑦作者认为，越南实行的“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实质上是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一方面利用资本力量解放并持续发展生产力，促动经济社会发展，为实现社会主义提供物质技术基础，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将资本力量纳入社会主义“以人为根”（即“以人为本”）的轨道，最终实现把越南建设成为一个“民富国强、社会公平、民主、文明”国家的战略目标。这个目标模式的提出，根本上取决于越共对国情的定位。经过多次挫折与危机之后，越共逐渐理解到，越南的经济社会基础薄弱，仍处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而“初级阶段是整个大过渡中的小过渡”。为了完成建设社会主义、跨越资本主义这个艰巨而复杂的历史使命，越南的首要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此必须利用资本力量来配置资源。但是，资本具有自我扩张的本性，如果完全听任资本力量自由发挥作用，就像“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那样，必然会导致“资本扩张悖论”———经济悖论、生态悖论和人的发展悖论。为了防止悖论发生，就必须在政府的管理下，由代表全社会共同利益的社会主义力量予以导控，使资本力量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

　　结合使用“计划”与“市场”两种机制来建设工业化，这在越南历史上称得上是一次重大的制度创新。正是这个制度创新及其成功实践，使越南步入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

　　力显著增强。从２００２年开始，经济增长率连续６年保持在７．０％以上，大大高于其他东盟国家。⑧与此同时，民生也得到极大改善。到２００８年，人均ＧＤＰ历史性突破１０００美元，提前实现了２０１０年人均ＧＤＰ比２０００年翻一番的战略目标。⑨四、有益启示：一切从“历史环境”出发从越南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的逻辑生成中，我们获得一个有益启示：社会主义建设不是一个实施某种理性设计方案的“建构”过程，而是一个探索适合本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生成”过程，所以，不可能存有一种统一的建设模式；各国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立足于自身实际，独立探索适合于本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⑩认清这个点，对于思考诸如中国社会主义向何处去，２１世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向何处去这些重大问题特别有意义。“历史环境”这个哲学范畴，是马克思在思考东方社会的历史命运时提出来的。历史环境是人类社会具体历史条件的总称。在功能上，它包括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内部环境是历史主体生存和发展的内因。在历史的每一阶段，历史主体都会“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瑏灛嫵物质结果外，内部环境还包括精神结果。外部环境即马克思所说的“国际关系”，它是历史主体生存和发展的外因。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一国的历史环境构成了该国人民实践的客观前提，对该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历史环境不同，它的历史命运也不同。正如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所说：“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

　　越南革新开放之初，内部环境在物质结果方面表现为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尚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外部环境表现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资本主义依靠科技革命继续在世界扩张，但和平、合作和发展是时代大趋势，反映了各国人民的迫切要求。越南选择社

　　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并不是随意而为的，而是在立足本国历史环境与顺应历史潮流的前提下，历经风雨，实行艰苦卓绝探索的结果。对于社会主义实践者来说，必须在立足本国历史环境与顺应历史潮流的前提下，探索一条既符合时代要求又具有本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这正是越南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的逻辑生成给予我们的有益启示。

　　越南市场经济逻辑生成

推荐访问:祛魅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