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贤江生态德育思想述论

摘 要：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家，杨贤江的生态德育思想非常丰富。就杨贤江生态德育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来说，中国近代“政治内生态”的分化性、中国近代“政治外生态”的“弱肉强食”性分别是杨贤江生态德育思想形成的现实因素和外在动因。杨贤江生态德育思想主要包括：“全人”标准的生态德育思想、“众善”导向的生态德育思想、道德环境论指导下的生态德育观、“团体合作论”视角下的生态德育思想等几个方面。研究杨贤江的生态德育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杨贤江；生态德育；政治生态；“全人”标准；“众善”导向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5）10-0117-04

“生态德育”是20世纪末期才出现的一个词汇。在国内，较早研究“生态德育”概念的是刘惊铎先生，其在1998年第5期《教育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生态德育及其跨世纪意义》的论文，指出“生态德育”是指教育者从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和睦相处的生态观点出发，引导受教育者为了人类的潜在利益和长远利益，从而更好地享用自然和享受生活的教育。事实上，早在1989年10月的《科学》杂志上，就曾经出现过“生态教育”一词，当时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萨缪尔顿就呼吁：“科学是技术性的无奈，而人性是类存在的必然；要么用科学来毁灭人的类存在，要么以生态教育来重建人类的价值理性。”[1]萨氏使用“生态教育”一词，本来是要解决全球面临的较为突出的环境问题和自然资源的枯竭问题，结果在该杂志的汉化翻译过程中，一位学者不经意间将“ecological education ”翻译成了“生态德育”，于是生态德育一词便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上述刘惊铎先生只是第一时间接触到这一词汇并首先深刻感知了这一词汇、又通过自己的逻辑思考将这一词汇发扬光大的第一人。由于是一个舶来词汇，所以国内外学者曾就“生态德育”的内涵问题展开过激烈的辩论。至2014年10月，国内外学术界关于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已经相对清晰了。所谓“生态德育”（ecological education oritented political scrutinizations），是指“研究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之间和谐发展以及人自身的素质全面提高的一种政治道德教育模式”。解读这一概念必须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生态德育”不同于“生态教育”。生态教育只是强调受教主体必须“尊重自然和敬畏自然”，而没有突出教育的政治导向和权力灵魂；而生态德育讲求的是受教育者生态理念的政治偏好性或者说“政治理性”。二是就词汇语义学的变迁路径来说，“生态德育”一词已经演化到“政治地位、政治利益、政治关系相互关联和彼此尊重”的价值体恤阶段，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政治习惯、政治修养、政治价值、政治意识、政治信仰、政治生存都是有其必然性和存在合理性的，我们必须从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视角加以审视。本研究所涉人物杨贤江就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较早意识到上述思想的重要学者。

杨贤江的生态德育思想是多方面的，其“全人论”“众善论”“道德三论”及“合群论”的生态德育思想内涵丰富。但目前研究杨贤江教育思想的学者大多从单一的角度来论述其思想体系的基本内容，而没有把他的思想从总体上联系起来加以审视，有违生态法则。本文拟以其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为基，探寻其生态德育思想的深刻意蕴，以期为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提供借鉴。

一、杨贤江生态德育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

杨贤江（18951931），浙江慈溪人，中国近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家。1921年任商务印书馆《学生杂志》主编，期间发表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文章。撰有《教育史ABC》和《新教育大纲》两部教育著作。在《新教育大纲》中，杨贤江对近代中国教育的本质问题进行了阐述，对阶级社会的“教育工具论”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由之而生发了他的生态德育思想。他指出教育的本质和生产劳动相结合；阶级社会的教育是一种同生产劳动完全脱离的教育，与此相适应，近代中国的“教育神圣说”“教育清高说”“教育中正说”和“教育独立说”都是严重违背生态德育法则的。作为大力推动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的先行者，杨贤江对教育和革命、教育与救国、教育与民族危亡的关系进行了阐述，指出在革命战争年代，“教育万能论”“教育救国论”“先教育后革命论”是违反生态德育整体性原则的。杨贤江的生态德育思想强调道德教育的系统性和关联性，指出了道德教育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杨贤江生活的时代可以说是中国社会逐渐脱离旧式封建教育、逐步进入近代“新文化”教育的转折关头，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任何人的思想难免都会带有一定的政治因素和政治色彩，杨贤江生态德育思想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逐渐萌发的。

1中国近代“政治内生态”的分化性是杨贤江生态德育思想形成的现实因素。所谓“政治内生态”的分化性是指中国近代出现的各种严重违背人性的“狼奔豕突”现象。一般而言，贫穷并不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问题，分配不公才是具有极大张力的现实政治问题。受几千年中国封建集权制文化的熏陶，国人对于类似贫穷和分配不公的问题已经司空见惯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麻木了。如果政治家能在现有的权力框架内把秩序控制在一定的范围，普通百姓是不会起来革命的，但问题不尽其然。那些借助于封建专制权力积累财富，雄霸一方的土豪军阀们非但没有把对民生的体恤放在第一位，而且在中华大地上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土地争夺战（军阀混战）。战争的结果正如毛泽东所言：各种“怪力乱神”横陈于世，封建会道门、占山为王者大行其道。生活在这种境遇中的中国人民正忍受着史无前例的痛苦，承载着前所未有的灾难。从生态人种学的角度考察这一时期的中国，我们发现，近代中国的贫穷、落后与政治权力的专横跋扈密切相关，这种由于政治家操作的失误而给中国社会造成的巨大灾难可以称为“政治内生态”的分化性。一般而言，内生态的凝聚力会促使政治体朝和谐、健康和富强的方向发展，而内生态的离心力或分化趋势会加速政治体的堕落和沉沦，最终促使该政治体分崩瓦解。作为始终关注近代中国教育的知识分子，杨贤江很早就意识到这种社会教育生态的不和谐性。杨贤江指出：“在近代中国，学校变成‘观念’制造工场，每年生产大批的观念制成品，送往社会以供应用。而国家思想、战争思想，也跟着产业发展之要求而奉为教育上之要旨。”[2]不仅如此，杨贤江还看到了中国社会生态道德教育的失落对市场经济的影响，他指出：“教育落后，人民自然贫穷；人民贫穷，科技自然落后；科技落后，市场自然萎缩。这就是中国历史的惯性律。”由此看来，杨贤江生态德育思想的形成与中国近代“政治内生态”的分化性密切相关。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近代中国复杂多变的内生政治格局促成了杨贤江生态德育思想的初始萌芽和不断发展。

2中国近代“政治外生态”的“弱肉强食”性是杨贤江生态德育思想形成的外在动因。所谓“政治外生态”是指一种政治体与另一种政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一般而言，相对稳定的政治外生态不仅会促进国内政治社会化的有效进程和稳定性，而且还会影响到周边政治体的政治变迁和制度变革。在中国近代，由于列强的“船坚利炮”和“鸦片战略”，中国社会不仅没能守住政治一体化的文化传统，而且还把“东亚病夫”的帽子戴了起来。两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海战、南沙群岛保卫战、中俄战争只是表征了中华民族反对战争的勇气，却并没有带来中国社会的短暂和平或长治久安。从政治生态学的角度看，这不仅是不科学的，而且也是低效的。当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逐步沦落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恶性竞争”状态，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变成狼对狼的状态”的时候，平等的市场竞争精神、公平的法治精神、公正的人性伦理、和睦相处的温馨类生态意识就会荡然无存，人们生活就会痛不欲生。值得一提的是，对于这种残酷的竞争逻辑，杨贤江早有觉察，他曾义正词严地指出：“人生的目的在于对全体人类有贡献，来促进人生的幸福。现代中国青年必须老实承认是站在被压迫阶级而肯努力为被压迫阶级谋解放者。”[3]杨氏的这段话表明，尽管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各种矛盾和不公平的世界里，但我们的本质目的却是相同的，即都在为人类的类生态存在做出贡献。很明显，杨贤江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过“生态德育”这一概念，但他的上述思想已经表明，他的一生就是努力实践生态德育价值的一生，他的生态德育思想超出了同时代其他学者的思考范畴。可以说，中国近代“政治外生态”的“弱肉强食”性是杨贤江生态德育思想形成的外在动因。

二、杨贤江生态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1“全人”标准的生态德育思想。“道法自然本天成”，“大道归于自然”，这些在古代中国被大力宣扬的道家“法自然”思想对杨贤江教育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杨贤江曾经指出：“自然是全面的和一体的，同样道理做人的标准也应该是面面俱到的。”由此出发，杨贤江生发了他的“全人论”生态德育思想。他指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教学生做人”“做圆满发达的人”“全人”“完人”。他认为青年时代是“造成圆满伟大人格”的时代，因此，要求教育者不“只是教学生读课本”，更重要的是“教学生做人”。“试问教育不教学着做人，还教成什么？——书囊？奴才？或孔子说的‘器’？”[4]杨贤江不仅强调了教育者的首要任务是“教学生做全人”，而且还指明了做全人的具体标准。他说，“我们所欲做的人是聪明、健康，而于人群最有用、最会活动的人”，“譬如勤勉、诚实、和善、勇敢、精细、忍耐等几种德性”，[5]丰富的知识、健康的体魄都“均备”的人，即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反观今天中国的教育实际，我们发现今天文理科的划分、理工科的划分、音体美的划分看似是“学有专攻”，实际上却造成了人性和知识存量的扭曲，最终制造了诸多不懂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士、只会咬文爵字的书生、中英不能通约的大学教授、不懂自然辩证法的哲学博士和不谙世事的行政管理人才。从生态德育的角度看，这不仅是机械的，而且是极为庸俗的。

2“众善”导向的生态德育思想。《三字经》曾经断言“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事实上，人性的善恶既有先天因素的影响，也有后天因素的制约，抽象的谈论人性的善恶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对于这一点，杨贤江深有体会，他曾经就“抽象人性论”的弊端谈论过人性向善的社会价值。他指出，在阶级社会里，道德是有阶级性的，从来就没有一种道德学说可以完全脱离政治权力的内生态制约；从政治生态进而衍生出道德的善端，是一个社会人性昌盛的主要标志。杨贤江认为：“我们现在讲修养，目标是在社会的善。”[6]也就是说，只有人人都献出自己的一点爱，社会才能变得更加精彩。在《新教育大纲》的篇首，杨贤江开宗明义地指出：“教育为观念形态的劳动领域之一，即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是以社会的经济阶段为基础的。”[7]很明显，杨氏的基于社会生态学思考而得出的“众善”理论是一种从人与人、人与社会辩证统一的角度而得出的精彩生态德育思想。这一思想强调集体行动的逻辑，指出团结的重大力量，具有一定的政治美学价值。值得一提的是，杨贤江的“众善论”思想并没有否认“局恶论”的存在，在他看来，善和恶是一对孪生姊妹，它们相互依存，密不可分。正是由于“恶”的破坏力，才使得“善”变得弥足珍贵；正是由于“善”的号召力，才使得“恶”变得令人唾弃。“善”与“恶”的生态关系可能会由于政治价值的干扰而变得复杂多变，但只要社会摈除了“金钱拜物论”的束缚，那么辉煌灿烂的道德之光就会普照蔚蓝色的星球。正如杨贤江所指出的：“总有一天，人类的理智一定会强健到能够支配财富，一定会规定国家对它所保护的财产的关系，以及所有者的权利的范围。社会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必须使这两者处于一种公正而和谐的关系之中。只要进步仍将是未来的规律，像它对于过去那样，那么单纯追求财富就不是人类的最终的命运了。自从文明社会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不过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2]在充分论证了政治与经济博弈的残酷生态逻辑之后，杨贤江的生态德育思考又迅速回到了理想主义的渊薮。他指出：“政治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和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知识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形式上的复活。”[4]由此可见，杨贤江的善恶生态观最终回归到了阶级矛盾的和谐路途上来，并进而演化到近代理想主义的宿命哲学中。他的这种“众善”导向的生态德育思想对于今天社会教育的伦理化提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3道德环境论指导下的生态德育观。环境伦理学认为，道德的存在及发展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也就是说，道德与环境之间是一种生态关联。由这一观点出发而展开的教育就是一种生态德育过程。对于这种教育思想的价值，杨贤江认识颇深，他指出：“道德这个东西，并不是独立的、超然的、孤立的，乃是受环境的支配，受社会制度的影响的，乃是人类实际生活的要求和反映，跟着经济的状况的变迁而变迁的。”[4]理解杨氏的这段话我们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杨贤江所指的“道德变迁论”强调的是道德的生态演进，注重的是变迁的自然依存度。即“如果你因为饥饿、贫困而身体内没有营养物，那么你的头脑中，你的感觉中，以及你的心中便没有供道德用的食物了”。[6]二是杨贤江所指的“道德社会论”强调的是道德的社会生态学链接，注重的是人的生态本质性存在。即“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8]三是杨贤江所指的“道德实践论”强调的是道德的生态化实践，注重的是人的实际表现。即“不在空洞的内心的修养，而在实际的革命训练”。[9]正如研究杨贤江德育思想的学者所指出的：“杨氏的道德三论是前后相续、彼此链接、不可分割的生态体系，在较为严格的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道德的自然生态学思考。”[9]

4“团体合作论”视角下的生态德育思想。针对旧中国恶劣的政治生态，杨贤江提出了自己的“合群论”思想。他指出：“吾人欲完成理性，决非一人之力所克致。欲制御庶物，亦非一人之力所能任。为战胜恶的势力计，也只有靠团结。”[10]由此看来，杨贤江的“团结合作”思想已经超出了自然伦理的范畴，进而上升到生态德育论的境界。因为生态德育就是一种从人的自然合群性角度来研究人的德性修养的教育模式。这种模式强调合作的理性和“合力”，注重人的觉悟的提升和毅力的坚持，认同的是人类社会的生态大同。正如学者指出的，杨贤江往往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和前途出发来研究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力量，他所注重的生态政治法则促使他必须同万恶的旧社会彻底决裂，并彻底推翻封建的政治和制度。他的“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形成全社会的合力，才能推翻军阀黑暗统治，变革旧的社会制度”[10]的政治生态学教育思想对于当时青年的品德提升具有重要的旗帜性作用。

三、杨贤江生态德育思想的现代价值

杨贤江生活的年代虽已远去，但杨贤江提出的生态德育思想时至今日仍不乏积极的借鉴价值。

1杨贤江的“全人论”思想有助于我们培养“德才兼备”的新型现代化建设人才。所谓“德才兼备人才”是指既有扎实的知识基础和专业功底，又有良好的品行修养和道德诉求的复合型人才。今天社会变迁领域的诸多问题，比如知识分子的学术不端问题、官员及其子女的贪污腐败问题、社会德性领域的堕落问题，我们发现，“德”与“才”的分离当是重要原因。在现实层面上，“德”与“才”的分离与社会个体对市场经济的误解有关、与普通人对功利主义哲学的诠释有关、与民众的“拜金主义”意识有关、与公民的政治压力和社会舆论承受力有关；在理论层面上，“德”与“才”的分离与中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领域道德教育的生态政治导向性缺失有关。如何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始终是中国生态德育领域探讨的主题。对此杨贤江早有认识，他指出：“若培植己材，而偏于体育，责获而已；偏于德育，程朱而已；偏于智育，仪秦而已；必兼有三育，融会精彻，始能成为完人。”[11]也就是说真正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必然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那些在智慧层面表现突出、在身体层次上弱不禁风、在道德层次上腐化堕落的人，充其量是考场上的“达人”；那些在身体素质上健康、在知识层次上欠缺、在道德层次上庸俗的人，充其量是生理意义上的合格动物；那些在道德层次上极为粗俗，在身体层次上健硕发达、在智慧层次上学富五车的人，充其量是一个合格的“知识所有者”。联系今天中国教育领域出现的诸多问题，我们发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生态德育思想，将有助于克服目前人才培养机械模式的弊端，从而促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创新型人才的全面发展。

2杨贤江的“团结协作”生态德育思想有助于树立群体主义合作意识、提升社会发展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合作意识是人类类本质的鲜明体现，在远古时代，由于自然资源的供给不会因为财富分配的多寡而产生有限性不足的问题，所以那时的合作只是基于生存意识的生理性合作，也就是古典英文中的“social”。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私有财产权的分割使得人类个体之间的生理性合作进化到生理和心理双重合作的境界，这时的合作类似于英语中的“corporation”。在近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人与组织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合作已经演变为超出类合作本质的协同阶段，即“cooperation”阶段。在这一阶段，合作意识掺杂进了许多道德的元素、政治的规约和社会的诉求。比如为完成某一政治目的的合作、为人类幸福而奋斗的合作、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导向的合作等等。对于近代团体协作的政治价值，杨贤江给予了高度关注，他指出青年应该参与到革命团体发起的运动中去；只有联合民众，才能打垮军阀和列强。杨贤江认为，“做今日的青年不该静默、温柔、独善其身，而要奋斗、刚强、服务群众。要承认自己是团体中的分子，便须为大家的幸福而努力合作”，[12]141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救国救民的目标。为了实现团结协作，就必须加强对青少年的集体主义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操的教育，对于这种教育的生态价值，杨贤江从中国传统生态德育思想的缺失角度进行了论述，他指出：“中国人素来缺少团体的训练，读书人更怕纪律来范围他，虽然在别方面却拘泥着‘先王之道’而不思解脱。到了最近，学生界中，愈多借着自由的美名，而实行放荡无节制的生活。这种习惯，在个人方面看，足以养成自暴自弃的恶德；在社会方面看，足以阻碍除旧布新的动力，所以是要不得的。”[12]112由此可见，杨贤江对学生思想变迁的德育思考，大多是在与自由、民主、法治、纪律、社会运动等的生态关联中加以进行的。这种生态化德育意识，不仅帮助了众多近代青年逐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体主义合作理念，而且也为今天的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奠定了分析的基础。合作才能产生共赢，这是当代中国最为流行的市场经营模式，那些“闭门造车出门不合辙”的落后意识、那些固步自封的保守观念、那些个人英雄主义的思考范式、那些不讲信用单打独斗的电商思维，都是与生态合作主义要求背道而驰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团结协作意识的教育，不断提升社会发展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杨贤江生态德育理念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3杨贤江的“道德实践论”思想阐明了教师从事生态德育教育的价值目标。长期以来，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大多采用“教材加说教模式”对受教育者进行知识的引导和道德的引领。一方面受教材机械化和教学方法教条化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几乎沦为了政治约束的奴仆；另一方面大多数学生把学习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当成了考试的负担和无聊的消遣。由于德育模式的公式化和官僚化走势，使得行政权力无所不在的涉足高等教育和初、中等教育，教师思维的定式桎梏又使得课堂道德教育效果逐渐式微。对于绝大多数学生来说，如果不是受到强制性考试制度的约束，他们参加德育课学习的积极性是很小的。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生产的教育产品（受教育者）怎么能够适应纷繁复杂的社会挑战，怎么能够担负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任呢？事实上，缺失了生态德育思想的熏陶，学生的道德水平很难保证。德育的价值在于实践，离开了生活的丰富体验，教育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正如杨贤江所说：“我们的道德，不在空洞的内心修养，而在实际的训练；我们青年的道德须从积极的、实际的、客观的方面表示出来。”[12]190他号召青少年，不要大喊“砥砺人格”“陶冶性情”等空话，要踏踏实实地去做青年运动、政治改造、社会服务等事业。从马克思主义实践决定论的角度来看，杨贤江的“道德实践论”思想不仅阐明了学生接受道德教育的社会生态学方向，而且提供了新时期教师从事生态德育教育的价值目标。

参考文献：

[1] 萨缪尔顿.在全美科学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J].科学，1989，（11）.

[2] 杨贤江中学训育问题的研究[J].学生杂志，1924，（4）.

[3] 杨贤江. 怎样叫做觉悟的青年[J].学生杂志，1922，（5）.

[4] 杨贤江. 好习惯怎样造成[J].学生杂志，1924，（9）.

[5] 杨贤江. 青年的道德观念[J].学生杂志，1925，（8）.

[6] 杨贤江. 中国青年之敌[J].民铎，1924，（3）.

[7] 杨贤江. 论个人改造[J].学生杂志，1920，（5）.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566.

[9] 杨贤江. 学生之兼善思想[J].学生杂志，1918，（2）.

[10] 杨贤江. 怎样讲修养[J].学生杂志，1924，（4）.

[11] 杨贤江. 我之学校生活[J].学生杂志，1924，（3）.

[12] 杨贤江教育文集[M].教育科学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张亚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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